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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17年年会综述

2018-01-02 11:01:25   来源:省法学会研究部

  2017年11月24日,福建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17年年会暨“国家法制建设与诉讼法律适用”研讨会在山清水秀的历史文化名城——漳州市举办。刚刚胜利闭幕的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把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对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作出系统部署,并提出有关法治的一系列新概念、新命题、新阐述。本届年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围绕“法治国家建设与诉讼法律适用”的重大理论和实务问题展开深入探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诉讼法学研究,有力推进我省诉讼法学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此次研讨会由福建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主办,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集美大学法学院协办。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顾问、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齐树洁主持开幕式,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漳州市法学会副会长陈志福,中共福建省委政法委委务会议成员、福建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何晓清,省法学会副会长、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段思明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和讲话。来自我省法院、检察院系统和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集美大学等实务界与理论界代表四十余人围绕以下三个专题展开讨论,现将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和观点作如下综述。

  一、刑事诉讼制度专题研讨

  该专题由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熊焰主持研讨,四位研讨会优秀论文作者逐次作了论文主题发言。

  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福建农林大学法学系讲师吴凡作了题为《试论刑事证明中的间接证明——以明知的证明为视角》的报告。吴凡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正以后,针对如何理解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的关系问题,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在实践中,司法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了证明标准,在认定“明知”这一要件事实上,司法解释采用了事实推定和表见证明这两种民事诉讼特有的方式。这一做法是司法解释对法典的突破,有悖法理,存在巨大的风险。为此,吴凡提出了如严格限制使用间接证明的案件类型和要件事实种类、避免兜底条款的存在、充分保障辩护方的防御性权利等建议。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吴成杰作了题为《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改革的现实困境、理念演进与路径选择——基于“以审判为中心”语境下的分析》的报告。报告结合其亲身参与的数起刑事大要案审判及有关庭前会议的探索、实践情况,指出庭前会议存在的问题:一是较早出台的庭前会议实施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运用较少,贯彻落实的效果不佳;二是在实践中,是否适用庭前会议多数情况是由主审法官决定,随意性较强。吴成杰认为,只有正视庭前会议制度改革的现实困境,转变并树立科学的庭前会议制度司法理念,推动形成合理适当的庭前会议制度,才能够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司法规律并适应法治发展需求的诉讼模式。

  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徐晓雯作了题为《以审判为中心视域下的刑事诉讼构造再思考——以侦审、控审、辩审关系为基点分析》的发言。徐晓雯分析了刑事诉讼构造中侦审、控审、辩审三重关系失调的困境,提出侦审阻断、控审分离、辩审协调的对策,期望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建立健全有所裨益。

  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审判员郭兰君作了题为《修正与平衡:寻找契合的刑民连带诉讼制度》的报告。郭兰君提出,随着国家法治对私权保障的日益完善以及被害人学、恢复性司法理论的兴起,当代刑事司法在被害人权利保护方向已从抽象的法益向实质利益的保障推进。而构建刑民连带诉讼制度的目的旨在依托我国现有的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在汲取成功经验的同时,对部分偏颇的理念和制度缺陷进行修正,以使刑民关系良性互动,以期达到公正和效率的平衡,并契合回应型社会和谐司法的要求。

  在点评环节,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刘方权教授作为该专题的点评人,对四位发言人的文章及发言进行详细的点评。对吴凡的报告,刘方权教授肯定了作者以犯罪构成要件中主观要件证明作为选题的价值性,并指出几个待商榷的问题:1.文中间接证明表述是否合理;2.推定过程中是否降低了证明标准;3.通过若干前提事实的存在进而证明的方式属于间接证明,但这个前提是同样需要证明的,如果前提事实的证明标准需要达到确实充分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高度,如何能认定是降低了证明标准;4.作者认为表见证明的方式降低了证明标准,减轻了证明难度,但又提出鉴于法律上的证明和事实推定要扩大表见证明的适用范围,一方面批评了表见证明降低证明难度,一方面又要扩大表见证明的适用范围,在立场上不够坚定,存在冲突;5.是否将无罪推定误用为罪刑法定。针对徐晓雯的发言,刘方权教授也提出五个值得斟酌的问题:1.文中“四主体”的关系图存在一定问题;2.律师阅卷权限的历史问题早已解决;3.法院与检察机关之间存在控审协作这一说法不确切;4.施行控审分离不能采用“合理”这一表述,应是“绝对”分离;5.以审判为中心的重点应当是权力结构的问题而非技术问题。结合吴成杰的文章,刘方权教授认为,庭前会议制度之所以成为鸡肋,原因之一在于功能定位不清晰,没弄清楚到底该制度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原因之二是运行条件并不完善,比如律师参与制度,所以吴成杰提出召开庭前会议一定要有辩护律师的参与是极为重要的。刘方权教授还建议,由于庭前会议的实际适用率整体偏低,倘若文章能就其适用的这十四个案件展开具体阐述则更具有研究价值。刘方权教授对郭兰君文章的研究方向作出了较高评价,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附带民事诉讼的理解。他认为,当前,只有损害财产的时候才能提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以非法占用为目的的侵犯财产,则不能提附带民事诉讼,只能采用追缴或者退赔的方式,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还存在进一步探索及完善的空间。

  二、行政诉讼制度专题研讨

  行政诉讼专题由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福建江夏学院法学系副教授卢顺珍主持,四位研讨会优秀论文作者在此单元作了主题发言。

  仙游县人民法院行政庭助理审判员林瑜娴作了题为《谦抑与能动之间: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要件探析》的报告。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从法律层面开创了我国人民法院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先河。这一法律规定受到了理论界及务实界的极大肯定。但自《行政诉讼法》颁行以来,该法条所取得的效果与立法初衷存在一定差距,而其无法充分发挥实效的重要原因在于审查内容的缺失、审查主体的缺位和法官审查技能的缺乏。由此,林瑜娴提出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要与现实问题结合还需要实践的积累和主动地探索,及时回应现实问题才能使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制度彰显其应有的生命力和价值。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林星星作了题为《论涉房屋登记纠纷行民交织的成因及诉讼类型选择——以基于买卖的房屋所有权变动为视角》的发言。林星星认为,长期以来,涉房屋登记的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交叉问题引起的争议不断,而此类案件之所以呈现行民交织重叠、诉讼循环重复、裁判相互冲突的乱象,其成因既有理论研究的不足、立法及司法机制的缺陷,也有行民诉讼之间缺乏完备的衔接和互动机制等原因,但根本症结在于对登记的双重性质,登记与房屋所有权变动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林星星通过对买卖房屋所有权变动的逻辑结构的细化和梳理来辨别和处理行民交叉的关系。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王昕作了题为《立案登记制下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认定的司法再造》的报告。王昕从保护诉权的角度出发,着眼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内涵与认定,探析其在司法审查中的合理边界,化解立案登记制与新行政诉讼法背景下“诉”、“案”之界的理论尴尬,寻找破解“民告官”立案难的司法出路。

  清流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书记员林菲作了题为《行政诉讼情况判决适用之检视与规制——基于189个案例的钩沉》的报告。林菲通过北大法宝和裁判文书网两个平台检索出的189个案例,其适用范围涵盖了行政许可、行政登记、行政处罚、土地征收等几乎所有类型的行政行为。在这些案例的情况判决中,一些裁判文书的描述对于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认定范围过于宽泛、“重大损失”的适用严重缩水,补救措施几乎形同虚设,导致情况判决的效果大打折扣。林菲在理性审视情况判决适用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后,反思原因,并在此基础提出对情况判决制度进行更严密、系统的设计。

  在点评环节,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李辉东针对四位作者的发言分别作了简明而不失精妙的点评。李辉东专委认为,林菲的文章,采用数据分析的方式进行时政研讨,极具价值性,但文章中关于补救措施的观点还应加以商榷,对于是否应明确补救措施的期限和方式,应充分考虑补救措施的多样化,文章观点有待进一步完善。随后,李辉东专委针对王昕的文章作出点评,他指出立案登记制改革和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需要对原告资格做一个新的思考,而原告资格的认定在实践中其实是存在两个极端的,要么收得过紧,要么放得过宽。其文章新颖之处在于作者从行政诉讼的角度应用可合理追溯理论探讨原告资格问题。李辉东专委认为林星星的文章逻辑性与实用性极强,在基于买卖的房屋所有权变动模式的考察基础上所提出的意见必将对实践产生影响。最后,李辉东专委点评了林瑜娴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要件探析一文,他认为林瑜娴提出的问题是新行政诉讼法给法院带来的新任务。值得肯定的是,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主要观点是要分类施策,同类的还要分段施策。但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为此,李辉东专委建议在文中增加一些实例,以充实内容。

  三、民事诉讼制度专题研讨

  该专题由福清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杰主持,五位研讨会优秀论文作者在此单元作了论文主题发言。

  闽清县人民法院办公室负责人池明霞作了题为《发回重审制度中上下级法院关系的审判管理改造——从法院副卷制度改革中的发回重审函说起》的报告。我国的上下级法院间关于发回重审存在程序性监督和非程序性监督交叉的情形。非程序性监督虽然弥补了程序性监督的缺陷,但也存在监督方式不规范、程序不严谨等问题。在坚持审判管理应遵循的原则基础上,作者提出取消内部函、阐明发回重审理由等规制与完善的建议。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吴惠玲作了题为《我国民事反诉制度审视与完善构想——从审判实践角度出发》的发言。吴惠玲认为,我国对民事反诉制度的理论研究看似如火如荼,实则多流于形式,整体上显得过于陈旧。民事反诉制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反诉制度的立法和适用,导致理论指导实践的效果大打折扣。文章从现状、原因、完善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及具体构想出发,提出了基本建议。

  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周浚哲作了题为《论我国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完善——以证据固定为中心的阐释》的报告。周浚哲认为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具有实现程序正义与效率以及实现程序安定的功能,并对庭前证据交换的完善提出了初步的设想。证据固定是弥补证据交换制度不足之处的关联性和连接点,将它作为逻辑起点和突破口,对整个庭前程序具有重大意义。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黄莉花作了题为《共有财产执行中申请人代位析产诉讼的法理依据与程序构造》的报告。在民事执行实践中,涉及共有财产的执行案件日益增多,其中较大比例的案件被执行人仅为共有财产一方。共有财产关系涉及多方当事人、其间利益关系复杂,在共有关系解除之前,共有财产能否执行,如何执行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法院的执行工作。黄莉花认为,被寄予厚望的申请人代位析产诉讼制度在实践中遇冷的原因在于法理依据和可操作规范的欠缺,在此分析基础上,从成立要件、管辖法院、诉讼地位、裁判范围和析产规则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吴越作了题为《案外人财产保全救济制度之问题探究——以完善<保全规定>第26条、第27条为视角》的发言。《保全规定》26条、27条填补了案外人财产保全救济制度的立法空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空泛的法条规定和滞后的司法解释,使其在实施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无法真正得到保护。吴越认为,应在平衡案外人和申请人利益冲突的基础上,架构实现案外人权益的合理路径,并提出了具体的法条设计。

  在自由讨论环节,福建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理事会、福建农林大学人文法学院法学系讲师吴凡对吴惠玲的发言提出自己的思考。他认为,抵销权与反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抵消权是法律上的防御手段之一,并作为抗辩来提出的;而反诉则应是一个独立的诉。同时,吴凡还就法官的诉讼指挥权同当事人的处分权的冲突如何适度平衡阐述自己的见解。

  在针对五位报告人的点评环节,省法学会副会长、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侨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许少波作了精彩点评。首先,许少波院长肯定了五篇文章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关于发回重审制度这一老话题,许少波院长认为池明霞做了很有见地的分析,但逻辑稍欠严密,如文章提出用程序监督取代非程序监督,但没有完全厘清两者的界限,且并未从作者设计的程序中看到公开、透明。许少波院长首先肯定了吴惠玲的反诉制度一文的论证严密,有很多创新的观点,而且很严谨地在文章开头做了文献综述。同时,许少波院长结合文章提出了三个问题和意见:其一,区分反诉强制性和任意性的标准与范围难以掌控;其二,扩大反诉对象时是否还能称之为反诉;其三,文章中的反诉审理方式应进一步分层细化。针对周浚哲的论文,许少波院长认为,其所探讨的证据交换亦是一个老话题,早在1997年,法学界就已经提出建立证据交换制度,但在2001年证据规定出台后,证据交换的使用很不理想,其中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举证时限、庭审程序、庭前会议等,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因此应当从全局的角度出发进行证据交换制度的规划。针对黄莉花的报告,许少波院长指出共有财产执行中申请人代位析产诉讼是在司法改革中由执行难问题派生出来的另一个新问题,但这个制度其实是缺乏法律论证和实践的支撑,使用率极低。作者的论文对此作了一定的分析和完善,但应该更多地分析代为析产和代位诉讼在理论上的共性。此外,还可以从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角度探讨执行程序和共有财产权利保护的问题。针对吴越的发言,许少波院长首先肯定了文章所采用的解释论分析方法,指出吴越通过对困境的类型化分析来做程序梳理,文章很有价值,但美中不足的是文章并不仅仅局限于《保全规定》第26条、第27条,副标题的设定过于狭窄,值得斟酌。

  在会议总结阶段,由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研究室主任石志藩主持,省法学会副会长、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侨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许少波通报了论文评选情况,随后由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榕作会议综述。张榕教授指出,在新时期下,案件处理的转型问题对中国司法以及法院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由法院主导,靠外部机构通过ADR方式解决纠纷和内部繁简分流两大道路已经难以满足当下的要求。需要开拓一个新路径:可以直接建立法院控制下的调解中心或是把各级法院的诉调对接中心改造成调解中心,通过利用法院未入员额的分流人员,甚至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采取职权主义的模式通过庭前调解进行强制分流;其次,针对立案制度的问题,张榕教授提出我国的立案登记制改革将疑难、敏感、复杂案件起诉难的问题扩大化,以偏概全,实质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对起诉条件进行审查;最后,张榕教授认为诉讼机制的健全和完善问题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能动辄将责任归咎于立法的缺失,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法官应该更有智慧,有责任感、有担当,在具体案件处理过程中要胆大心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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