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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网络表达权的特点与规制建议

2018-07-16 15:06:44   来源:省法学会研究部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福建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郭春镇教授负责完成的福建省社科基金省法学会专项课题《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表达权规制研究》,分析了互联网时代网络表达行为的特点及其规制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并提出网络表达权规制体系的完善建议。

  一、互联网时代网络表达权的特点

  表达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指公民对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见解,并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不仅拓展了公民行使表达权的渠道,还赋予了表达权更多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开放、匿名性、互动性以及反控制、低成本等特性,也带来了网络表达行为相较于传统表达手段的一些新特点,主要有:

  一是表达主体匿名。由于互联网本身相较于现实空间的虚拟性特征,互联网上的表达行为具有匿名的特点。互联网平台的匿名性特征不仅给侵犯性言论提供了温床,同时也给互联网平台带来了巨大的治理成本。

  二是传播范围广泛。互联网所具有的即时性、开放性等特征,使得网络言论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因而其影响力和破坏力也是传统媒介上的表达行为所无法企及的。言论传播范围和影响力的扩大,为更好地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提供了可能,也使得侵犯他人权利、公共利益以及国家安全的言论的破坏力大大增加。

  三是主体关系复杂。在信息时代,互联网成为网络表达权的基础设施。由于这些基础设施的很大一部分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因此掌握互联网基础架构的互联网企业在网络表达权行使中的作用也愈加关键,政府、个人的二元关系也转变为政府、企业、个人的三元关系。在资本和技术的“利维坦”面前,孤立无援的公民个体及其团体只能转而求助于政府的力量。

  四是言论信息商品化。在数字时代,个人表达的言论信息不仅是公民表达权的实现形式,也是一种具有货币价值的商品。作为这些个人信息的生产者,网络表达权的行使者对于自身言论信息的收集、处理、利用的控制有限,对于这些言论信息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分享也有限。企业对信息的存储和利用,使得言论信息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而一些敏感言论信息的被动披露则可能会给网民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威胁。

  二、我国网络表达权规制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是规制理念偏颇。理念反映出了规制主体对于规制对象的态度,具体体现为规制目的和规制原则。就规制目的而言,我国当前对于网络表达权的规制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其次才是公民权利的保护。就规制原则而言,我国在划定网络表达权的法律界限时,更加偏向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于表达权的保障和保护。可见,我国当前的规制实践更多的是基于一种“管制”或“监管”本位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中,网络表达权规制的价值取向主要是秩序和安全。这种规制理念在规范中的体现,就是对于网络表达权的限制比较严苛,往往忽略了网络表达权所具有的价值。

  二是立法层次较低。我国针对互联网治理以及网络表达权规制的法律规范除了新出台的《网络安全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个决定,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均是由国务院及其部委所发布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表达权作为我国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用前述法律规范进行规制有违反《立法法》的法律保留原则之虞,同时也无法像法律那样给予网络表达权足够的保护。

  三是立法内容模糊。我国相关互联网法律通过禁止性规范规定了网络表达行为的法律界限,但是这些违法行为判断标准的模糊性赋予了执法司法机关较大的解释和适用弹性,从而使得网络表达权的法律界限处于不确定状态。这既不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也使得执法司法机关在实践中缺乏明确的法律适用标准。

  四是规制主体多元。我国对于网络表达权的规制主体较多,涉及多个党政部门。在实践中,这些不同的规制部门之间存在职责权限划分不明确、责任模糊等问题。在一些领域,不同主管部门出现了职能交叉情况,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则可能导致管理缺位。

  三、对策建议

  网络表达行为的形式和特征,对传统表达权规制理论和实践提出一系列新挑战,应从规制理念、规制原则、规制方法等方面对网络表达权的规制体系进行完善。

  一是更新规制理念。网络表达权的规制主体要充分认识到网络表达权对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乃至发展互联网经济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在规制实践中树立权利意识,避免对于公民合法网络表达行为的不当干预。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应平衡表达权的行使、社会秩序与国家安全的维护、商业模式的创新等不同利益诉求,防止权力滥用。

  二是完善规制原则。我国的网络表达权规制遵循以下原则为宜:其一,明确性原则,为网络表达权确立明确、具体、可操作的法律边界;其二,比例原则,规制手段应与所欲实现的目的相符合,规制措施应与所欲达到的效果成比例,规制行为应确实需要且伤害最小;其三,平衡原则,规制主体应结合特定的情境和社会规范,综合考虑不同诉求背后利益的价值大小;其四,谦抑原则,干预的范围不能过宽、力度不能过大;其五,科学性原则,规制主体应充分听取技术专家的意见,使得相关规制措施与互联网技术相匹配。

  三是健全规制体制。网络表达权的规制应该在坚持法治化的基础上,实现多元统一的规制体制。在规制主体方面,要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发挥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多种主体的积极性。在规制工具方面,要完善法律规范,发挥其规制的主体作用;同时,重视和利用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在网络表达权规制中的重要作用。

  四是加强规制立法。在立法结构上,对公民、媒体、网络服务提供者等主体的表达权和权利边界进行清晰厘定;对网络表达权规制的监管主体及其权责范围进行明确界定;对侵犯网络表达权行为的救济途径和制裁措施进行明确规定,并注意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之间的衔接。在立法内容上,既要因应网络表达行为的技术特征和社会特点,也要平衡网络表达权行使、社会秩序维护及其他主体合法权利之间的关系。在立法程序上,坚持民主立法、公开立法原则,为公民特别是广大网民、网络服务提供者参与立法提供渠道,反映不同利益主体在行使网络表达权中的合法诉求。

  五是发挥社会规范作用。社会规范形式多样,既包括行业内部的自律规范,也包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乡规民约、市民公约等。这些规范形式虽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其所形成的违规惩罚机制对网络表达行为有直接影响,对于扼制不良表达行为,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秩序有显著作用。因此,应更加重视和有效发挥这些非正式制度形式在网络表达权规制中的作用。

  六是重视技术手段运用。目前各国普遍采用基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技术规制手段,这种网络规制手段具有法律规制措施所不具有的高效、隐蔽等优点,可以同法律规制措施一起构成对网络表达权规制的工具箱。应更加重视开发和使用针对网络表达行为的内容分级和过滤拦截技术,以避免事前限制措施对言论过度抑制、事后限制手段又明显滞后等传统方法的不足,从而以较小成本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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