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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治融入乡土司法探析

2016-08-17 16:16:00   来源:省法学会研究部

  

  傅树朝* 廖世归**

  【摘 要】人民法庭的存在源于中国乡土社会和民众法律心理基础的现实需要,在依法治国和乡土司法的融合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发挥这种作用,需在三个方面实现融合,即现代法制运作与传统司法意识的融合、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的融合、法官专业化与世俗化的融合。

  【关键词】人民法庭 乡土司法 维度融合我国的“人民法庭制度建设经历了创立与挫折、恢复与重建、发展与转型等不同的历史时期。”①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城镇化的推进与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人民法庭制度建设在新形势下呼唤传统法治功能的升级。这个功能就是要在实现依法治国与乡土司法的融合中架起一座法治的桥梁。国家政治生态的转型依赖于基层民众对上层政治建构的理解和适应,而司法活动即是通过适用法律实现这一功能。人民法庭作为众多国家基层政治元素之一,需要通过法文化维度内的融合功能定位来实现现代法治与乡土司法的统一。

  一、人民法庭的功能源于公众的现实需求

  人民法庭功能的定位源于社会的现实需求,而幅员广阔的中国社会又因为城乡地区差异产生了对现代法治不同的需求。人民法庭制度建设首先就得立足于现实司法环境——现代中国的“乡土社会”。

  (一)现代中国的乡土社会

  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界关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司法生态状况的“乡土司法”界定已是公论。乡土司法构成中国二元结构的司法生态环境,其源于乡土社会的存在。目前的乡村现状虽有别于六十年前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描述的那样,但从中国目前城乡人口的构成,亦可“窥见一斑”——这个既不同于过去也不同于现代城市生活的乡土社会,如下图所示(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 150000

  100000

  50000

  0][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年度][中国城乡人口对比图(单位:万人)][人口数量]

  从上图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城镇化的速度很快,但是农村人口数量依然庞大,这说明司法适用应当考虑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乡村地区的环境和习俗。乡村中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因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交通条件等影响力而呈现出与城镇不同的社会状态。这样的社会是“规范和秩序的地方性可能引出不同地区的规范和秩序之间的冲突,并往往成为人们跨地区和跨地域交流和交往的障碍”。①因而,立足于现代法治理念与城镇社会基础创设的国家制定法要融入这样的社会就必须凭借一种媒介,经过一段缓冲。而扎根基层、源自乡土并立足传统的人民法庭将起着桥梁的作用。

  (二)乡土司法存在的法律心理基础

  乡土社会对现代国家法制的需求表现为司法运作的乡土化抑或乡土社会的司法活动。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言:“任何时代的法律,只要其运作,其实际内容就取决于是否符合当时人们理解的便利;但是其形式和布局,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所欲求的结果,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传统和习惯。”中国的司法传统在广大乡村地区仍然保留着对法律能够实现“情与理”的追求。这个情理,“简单说来就是常识性的正义平衡感觉,正确说应该就是中国型的正义平衡感觉。”③

  正义在不同的民众心理有不同的认识,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造就了“正义观”在许多司法活动具体领域或阶段出现不同的认识。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也当以民众对纠纷解决机制的真实期盼为思想基础。在乡村地区,公众对正义的要求是具体的、个别的,同时也可能是自私的。正义是任何法律皆难以详尽书写其含义的完善理性,它不仅指一般正义,更表现为个案的个别正义。这种从自身环境出发,对正义的感受就是乡土社会中公众对司法认知的法律心理。

  二、桥梁功能定位的现实依据

  人民法庭在运用现代司法制度与法律规范解决民间矛盾纠纷时,不是生硬地直接适用法律条文,而要将其转化成乡土社会中传统的司法“语言”或“形式”。这样的做法源自中国当前的司法环境。

  (一)法庭司法技术选择的环境

  司法的表现就是法律适用,即将待决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规定的构成要件相联系,进行推理并获得特定结论的一种司法过程。而“人民法庭的法官往往通过主动调查、广泛取证、积极调解等主观努力整体考虑、综合处理事实认定真实与法律适用正确的要求。”②

  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法庭的法官需要主动引导诉讼程序的推进。立足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与经济秩序,结合个案实情,控制当事人矛盾冲突的走向,最终引导当事人向法律追求的价值靠拢。例如河南省社旗县桥头法庭在主动延伸服务化解两起土地纠纷的案件中,将村干部及争议各方邀请至一起,讲明国家关于土地承包政策,并明确指出,争议本身就是因为人多地少,如各方坚持己见,互不让步,将会再荒一年。经过几小时的努力,争议三方均同意法庭提出的争议暂时搁置,该地块由三家平均耕种,待农忙后由镇政府及村委对全组土地进行确认,明确各户承包关系。之后,经村干部丈量后,三方均开始耕种。④由此可见,现代司法的许多理念难以在乡土社会中直接推行。它需要转换成另一种的推理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法官的思考方式并不是通过事实加法律作出裁决,而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思考方式:基于法律的预裁判——社会效果预测——调解/说服(利用法律、政策、情理等各种方式)——达成调解协议/裁判——社会效果实现。这是一个混合的过程,并没有严格区分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阶段。”①另一方面依靠调解为中心的司法技术。要实现上述司法过程就得直接依赖于司法调解制度,它对程序上的灵活适用,对制度的变通处理等特点成为主动司法的有利条件。

  司法调解技术在一审案件中的广泛适用说明了依法治国理性要求下的民众感性需求。这种功能需求是法律民俗化的体现,它表露出熟人社会对诉讼经济效益和良性社会关系的追求。

  (二)国家法制的另类运作

  除了依靠调解为主的司法技术以外,人民法庭将现代法治融入传统司法的法治环境还表现为对国家正式制度的灵活实施。国家法律与制度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运作表现为法律规范的非正式运作。即诉讼程序与司法制度以一种普通百姓可以理解的方式执行。例如司法的被动性要求,法官的相对当事人的中立地位受到来自传统司法理念的冲击。人民法庭的法官对实际案件审理的具体操作,往往表现为其裁判结果并非是严格遵循诉讼规则与法律程序的结果,而是根据案件当时的具体情况。例如具体的地点、当事人的关系、纠纷的缘由等条件,依靠法官对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的变通处理。这种操作绕过了法与情理相冲突而产生的屏障。其结果是既审结了案件又阻止了矛盾升级,它实质上是司法制度“正当程序的非正式运行”。

  人民法庭把矛盾纠纷的化解寄希望于“皆大欢喜”的调解而非“两造皆累”的判决,于是乡土司法最终选择了“调解至上”的司法价值。这种现象的出现,既受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的司法环境影响,也有国家司法政策上“案结事了”的价值追求,更有上级法院对基层法院审判质效考核“调解撤诉率”司法技术原因。于是基层实践中,案件审理或裁判变成了“办案子”,“办案子”的主要手段就是“做工作”,法官利用单独会见等方式反复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三、桥梁功能实现需要三种维度的融合

  依法治国就是要排除人的主观因素对政治运作与法律实施的不当干预,减少国家治理中因人性的缺陷带来的政治灾害。②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原则要求和普遍做法。而其在司法领域表现为司法活动的程序化、规范化和理性化。为此,作为司法审判机关派出机构的人民法庭就担负着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与传统司法相融合的桥梁作用。具体而言,需要人民法庭在三种维度实现现代法治与乡土司法的融合。

  (一)现代法制运作与传统司法意识的融合

  由法律规范构成的司法制度是人民法官审理案件的前提。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人民法官严格依靠以三大诉讼法为主体的审判制度解决各种民事、刑事、行政法律问题。现代法制运作就表现为各种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实施。而乡土社会下形成的传统司法理念则在许多方面与之相冲突。因此,就需要在三个方面实现融合。

  一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融合。法律的正当程序是现代司法基本特征,它要求正义要用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看得见的方式就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种要求的准确理解应该是案件的当事人或者关注案情的案外人能够通过正当程序来感受到法律的公正。于是法律实体问题的解决就通过动态的司法程序来实现。现代法治要求法官审理案件应该坚守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而广大农村地区很难接受因为诉讼时效过期而索要借款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因证据的丢失而无法获得胜诉的事实。正是因为法律意识的薄弱,人民法庭在处理每一起矛盾纠纷时,需要兼顾程序与实体正义的统一。具体而言就是在通过释法明理的过程把法治思维和法律意识传播给乡村中的当事人及其身边的人。

  二是理性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融合。理性逻辑体现了法律的专业化,实践逻辑体现了司法的世俗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决定了乡村社会人们的逻辑思维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城市的人群。因此,法院适用法律及其制度就表现为城乡不同的工作方式。人民法官的任务就是要让公众了解法律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法庭就起到一种连接理性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桥梁作用。

  三是法律知识与世俗经验的融合。因深受传统影响和经济落后法律意识淡薄的制约,农村社会的诉讼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有时存在合理不合法的情况。与其说是法官灵活运用司法智慧与经验的实证,毋宁说是人民法庭处理农村社会纠纷所面临的法治国情一种无奈的选择。①法律知识与世俗经验的融合,本质上就是解决两类冲突:合法但不合理、不合法却合理。具体而言人民法庭就需要把这两类冲突控制在法治容忍的限度内,并通过法律的教化功能引导世俗经验逐步向法律知识靠拢。

  (二)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的融合

  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习俗差异等都是我们的国情。从城镇到乡村,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并不同步。国家法律对基层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和规范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就导致了现代司法过程中国家法律与民间习惯之间出现一定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的实质就是中国现代社会依然存在受传统司法影响的“民间法”。它的存在并被信奉,代表或满足了一定区域、一定人员的法律需求,有其合理的价值和生存时间、空间基础。②

  因此人民法庭在运用国家法律处理民事纠纷或追究刑事犯罪的过程中,需要通过三个阶段实现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的融合:第一个阶段乡村的法官要倾向于积极主动的深入乡村或村民之间调查取证、调解案件、劝导执行。因为中国城乡在许多领域的差异带来了法律逻辑不能在城乡之间平行发展。这就造成了法院与法庭在适用法律程序上的不同方式。第二个阶段,应当将乡村的人情、习惯、族规、民俗等被乡民谨奉与信仰的法律心理因素融入进去,利用村规民约的约束力同国家法的形式相结合。第三个阶段,这是要求法律的适用能够依托于既有的传统习惯,并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改造传统的习惯,使其向着法治对公众心理和言行需求的方向发展。

  (三)法官专业化与世俗化的融合

  人民法庭接受的案件都是初审案件,其集中关注的是事实问题。因此,查明案件事实和判断证据的能力应该构成人民法庭的法官最核心的能力,这种能力就要求法官能熟悉并运用地方知识和生活经验妥善处理纠纷。正如波斯纳所论证的那样,“不应当让最优秀的法学院毕业生当法官,因为他们有怪癖,不能很好地把握生活中的常识与人际关系。也就是说,具有理论理性的优秀毕业生不一定具有出色的实践理性。”因而,设置在乡村社会中的人民法庭,法官们办案主要不依靠高深的法律素养,而是依靠与村民相沟通的经验与化解纠纷的技巧。他们凭借自己世俗化的言行预先取得了案件当事人和公众的信任。大量事实也证明,人民法庭的许多法官,虽然专业理论水平不高,但对社会关系的熟识和农村生活的融入,同样可以实现现代法治与传统司法的融合。

  由此可知,人民法庭更需要能够或愿意深入当事人心理矛盾的法官。这样的法官群体可以在情理法的关系中找到平衡并最终化解当事人的冲突对抗心理。今天,法官的专业化正随着中国法学教育体系的完备与司法考试的纯熟而逐步完善。但是法律毕竟是一门社会科学,它需要在事实与人情中找到生存的空间。因而,法官的专业化也需要通过以解决民间纠纷为核心的司法经验来融合。这种融合就是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把晦涩难懂的法言法语转化成民众能够理解的话语,把繁琐严苛的程序制度转化成便民利民的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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