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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部门社区矫正协作配合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016-08-09 10:07:57   来源:

   日前,泉州市司法局局长郑建辉主持完成的福建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政法部门社区矫正工作协作配合机制研究》,分析了政法部门在社区矫正协作配合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政法部门社区矫正协作配合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适用审前调查评估上协作配合不够。一是有的决定机关没有按规定核实被告或罪犯的居住地,在委托前往往简单地根据被告(罪犯)的供述或身份证信息,直接将委托材料寄到无管辖权的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导致司法局因错误接受委托而启动审前调查评估程序,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二是有的决定机关委托调查不及时,导致调查评估工作难于按时完成或没有实际意义。三是有的决定机关不重视司法局的调查评估意见,将本应“参考”的调查评估意见视为“可参考可不参考”,不仅影响判决的公正性,也挫伤了司法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二)在社区服刑人员衔接上协作配合不够。一是有的决定机关没有核实社区服刑人员居住地,在社区服刑人员未如实向人民法院提供实际居住地址时,司法行政部门往往无法及时办理矫正衔接手续。二是有的决定机关未准确告知社区服刑人员应报到单位,导致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三是有的决定机关送达法律文书不及时。

  (三)在矫正教育上协作配合不够。一是追查追捕脱管、漏管人员时,司法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之间协作难。二是对外籍社区服刑人员因就医、家庭重大变故提出的请假外出申请,由于基层公安机关对外籍人员进出无法进行控制,与司法行政部门难以衔接协作。三是对于保外就医等特定事项,监狱与司法局衔接协作难。有的监狱将病重、病危的罪犯直接保外就医,没有与司法所沟通协调;有的监狱直接把罪犯带到居住地交给司法所,做“甩手掌柜”。

  (四)在司法奖惩和执行移交上协作配合不够。一是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对减刑奖励往往意见不一,一些法院对减刑条件十分苛刻,要求必须达到法定减刑情节,对酌定减刑不予考虑。二是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对撤销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往往意见不一,有的法院以各种理由对司法行政部门依法提请撤销缓刑、假释或者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决定收监执行的建议不予受理。三是执行移交中公安机关协助不力。一些地方公安机关自身业务繁忙,无暇顾及司法行政部门的协助请求,导致社区服刑人员难以得到及时押送。

  (五)在信息互通上协作配合不够。实践中存在政法部门各自为政,信息阻隔、无法互通。如社区服刑人员涉嫌重新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及司法所均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得相关信息,影响了工作的衔接。

  二、主要原因分析

  一是执法依据不足。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侧重于追诉权及其实现,没有把刑罚执行与侦查、起诉、审判职能当做是配合与制约关系。修订后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现行法律对社区矫正只作原则性规定,未明确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罪犯刑罚执行”的法律属性,未明确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是司法行政部门,亦未对与社区矫正相关的其他部门职责及相互关系进行界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是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但由于该《办法》的法律位阶仅为“司法解释”,其本身又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和刑罚执行制度,与《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存在冲突,公检法机关并未完全认同司法行政部门的社区矫正执法主体地位,部门间的协作配合也无法真正落实。

  二是执法保障不足。《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赋予司法行政部门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地位,以及如调查取证、脱管查找、押解、司法惩处等职责,但司法行政部门的相应执法保障明显不足,如县级司法行政部门没有配备司法警察及警械、囚车等设备,履行社区矫正职责的机构不健全、人员不足;基层司法所力量薄弱,司法助理员配备不齐,办公设施比较简陋,必要的通讯、交通等工具缺乏。由此导致司法行政部门在履行社区矫正职责时力不从心,特别在押解工作上严重依赖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自身因警力有限、任务繁重,难以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持。

  三是协作机制不足。虽然政法部门之间已建立了社区矫正工作联席会议等工作制度,但实践中,这些会议大多由司法行政部门召集,一些地方的公检法机关并不重视,其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大多不参加会议,而参会人员又无权拍板,难于形成共识。即使达成共识,形成纪要等文件,但由于其内容大多属于指导性规定,缺乏刚性措施和有效制约手段,相关部门即使不落实也无从追责,导致联席会议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缺乏实效。

  三、加强政法部门社区矫正协作配合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社区矫正立法。国家应尽快制定出台《社区矫正法》,明确界定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和部门分工责任,明确政法各部门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职责权限、行使方式、工作程序、法律责任及相应监督程序。在国家统一的法律出台前,地方人大可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台地方性法规,构建我国多层次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建议增设“延长社区矫正期限”处罚种类,延长期限为一个月以内,由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处罚建议,报原决定机关裁定。

  (二)完善社区矫正协作机制。建议司法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就社区矫正工作的部门衔接配合关系制定专门规章,健全社区矫正工作协作配合与监督制约的有效机制,如联席会议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对因相关部门工作不落实、配合不到位,导致脱管、漏管等行为进行责任追究。

  (三)完善社区矫正运行机制。一是建立以司法所工作人员为主,社区民警和综治干部协助配合的社区服刑人员监管工作小组,必要时吸收社区矫正帮教工作志愿者和社区服刑人员亲属参加,形成执法部门合力监管、社会力量协同帮教的监管体系。二是公检法等部门应抽调执法人员派驻社区矫正机构工作,提升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权威。三是建立社区矫正信息共享机制,相关政法部门应确定专门信息联络员,定期核对社区服刑人员数据信息,防止信息漏报误报。从长远看,逐级建立社区矫正工作公共信息平台,由公检法司等部门共同开发和使用管理。

  (四)加强社区矫正执法保障。一是基层司法行政部门宜采取“社区矫正局――司法所”组织架构,以保障其有效履行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职责,发挥在执法协作配合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切实解决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身份问题,建议给予其司法警察身份。三是按履职要求加强司法行政部门的装备建设,配备必要办公设施、警械、囚车,以及必要的通讯、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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