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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对策与建议

2016-04-06 15:10:58   来源:省法学会研究部

    

  在年初召开的福建省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学术年会上,福建省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庄晶萍作了《对当前我国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律思考与对策研究》的发言,围绕即将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结合近年来办理的家庭暴力法律援助案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反家庭暴力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治理家庭暴力的对策建议。

  一、家庭暴力的现状

  根据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据,近3年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共受理30242件法律援助案件,其中,妇女权益保护案件7648件,占案件总数的25.6%;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1203件,占妇女权益保护案件的15.7%。而据最高法2014年统计,全国约有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通过上述数据对比,进入法律援助领域的家庭暴力案件数很低。主要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在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家庭中,如一方经济地位弱势、无经济收入、缺乏生活来源,或一方患有严重疾病、丧失劳动能力,家庭暴力高发多发,特别是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其人身权与人格权得不到应有尊重,在家庭暴力中往往遭受人身安全和生存保障的双重威胁。

  二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或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家庭成员文化程度低,长期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影响,一些地方盛行“打老婆”恶习,导致家庭暴力高发多发。

  三是在社会急剧变迁、社会高速运转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工作、生活、经济压力陡然增加,若无法及时有效排解,往往转移到家庭,导致家庭矛盾进而引发家庭暴力;即使在有较高文化、稳定收入的城市白领家庭也难以避免。

  家庭暴力侵害了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的合法权益,影响了家庭和社会稳定。有的家庭暴力失控,往往导致极端、恶性案件,产生严重社会危害。少数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或身心俱损、成为严重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或“以暴制暴”、杀夫报复,由受害人转化为刑事被告人,给其本人和家庭造成无可挽回的悲剧,给社会带来很大危害。

  二、反家庭暴力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适用正当防卫认定难。根据刑法规定,一般的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且不能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严格按此构成要件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中的正当防卫,把家庭暴力伤害行为等同于一般的不法侵害行为,要求受害人特别是受害妇女针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反抗要把握好时间分寸,并拿捏好必要限度以免造成重大损害,这明显忽略了家庭暴力的长期性、反复性特征,也未考虑男女对抗中的体力差异,导致在案件处理中难以适用正当防卫,对于遭受家庭暴力伤害的妇女是不公平的。

  二是适用虐待罪举证难。根据刑法规定,虐待罪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以打骂、捆绑、冻饿、限制自由、凌辱人格、不给治病或者强迫作过度劳动等方法,从肉体和和精神上进行摧残迫害,情节恶劣的行为。家庭暴力行为有的可以构成虐待罪,但由于家庭暴力的隐蔽性、私密性,而且家庭暴力对象大多是妇女、儿童、老人或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大多缺乏收集、保存、提供受虐待证据的能力,无法向人民法院提出控告,导致家庭暴力受害人得不到刑法有效保护,亦放纵了家庭暴力犯罪。

  三是执法人员处理不当。由于受“和为贵”传统思想的影响,有些执法办案人员没有把家庭暴力视为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而是当做家庭内部矛盾处理,往往只对施暴人进行说服教育、令其作出保证,对受害人进行劝解安慰、使其接受妥协,而没有及时采取法律手段对施暴人进行应有惩处,由此助长了施暴人的嚣张气焰,导致家庭暴力升级恶化。

  四是社会保障救助不力。家庭暴力一般发生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夫妻之间,解除婚姻关系是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有效措施。但由于夫妻之间存在经济依附关系,加之社会保障不完善、社会救助不到位,法院在处理家庭暴力离婚案件中往往陷入两难境地。若判不予离婚,有可能将弱势一方再次推向家庭暴力,人身安全无保障;若判准予离婚,弱势一方又会面临基本生存问题,判离或判不离都难以周全。

  二、预防和惩治家庭暴力的思路与对策

  反家庭暴力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建立起个人、社会、法律、政府的综合保护系统,才能有效防治家庭暴力,真正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一)对受害妇女的“以暴制暴”行为予以无罪或轻刑化处理。其一,引入外国行之有效的“受虐妇女综合症”鉴定,作为妇女长期受虐待而被迫“以暴制暴”、进行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受虐妇女综合症”是指妇女在忍受长期的家庭暴力后产生的恐惧、憎恨、无助等特殊心理和行为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受虐杀夫的妇女存在人身遭受威胁的恐惧心理;受虐杀夫的行为是其摆脱家庭暴力的唯一途径。其二,建立刑事专家证言制度,对受虐杀夫的妇女是否患有“受虐妇女综合症”出具专家证言,并作为对涉案妇女从轻、减轻或无罪处理的依据。其三,由司法行政部门、妇联、村(居)委会等机构负责提供妇女社会调查报告,为从轻或减轻处罚提供判决依据。

  (二)降低并明确家庭暴力行为入罪标准和适用条件。其一,鉴于家庭暴力的隐蔽性、私密性、长期性和反复性,应并放宽构成虐待罪的“情节恶劣”这一限制条件,避免因入罪标准过高而放纵家庭暴力犯罪行为,也有利于警示和预防家庭暴力。其二,对“情节恶劣”等入罪标准进行细化、具体化,如虐待行为的具体次数、频率、方式、强度等,以便于家庭暴力犯罪案件证据的搜集调查,破解取证、质证、认证等难题。其三,将虐待罪的适用改为既可自诉也可公诉,且公诉优于自诉。同时,构建自诉与公诉衔接机制,举证能力不足的受害人自诉后,法院应及时通知检察机关收集证据,足以构成犯罪的,将自诉转为公诉,从而避免因自诉人自身能力不足而纵容犯罪。

  (三)健全反家庭暴力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其一,扩大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援助范围,在将家庭暴力纳入法律援助受案范围的基础上,把受援对象的经济困难条件由低保标准提高到低保标准的2倍;同时,启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补充法律援助基金,进一步延伸和拓展法律援助领域,扩大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援助范围。其二,建立针对家庭暴力受害妇女的专门保护机制。设立专门的隐私接待室,对家庭暴力维权涉案人员进行隐私保护;组建妇女权益保护维权小组,培养一支熟悉相关维权的法律规定和工作流程,了解妇女身心特点的专业律师、心理咨询师队伍。其三,推出针对家庭暴力受害妇女的法律援助IC卡。以IC卡为依托,连接妇联、公安、法律援助机构等相关部门,及时将受害妇女的咨询记录、报警记录、医疗诊断记录等相关信息录入援助IC卡中,形成个人求助、群团支持、法律保护、公权力介入的综合保护体系。

  (四)建立反家庭暴力社会联动协作机制。其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妇联组织牵头,协调公安、医疗、法律援助等单位,建立反家庭暴力联动协作机制,共享反家庭暴力信息,共担反家庭暴力职责,打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反家庭暴力网络。其二,建立预警报告机制。妇联、公安、医疗法律援助等机构发现有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应立即将法律援助IC卡发放给受害人,录入基本信息,告知求助途径。其三,建立联络员制度。各协作单位确定一名反家庭暴力工作联络员,负责反家庭暴力工作的信息报送、舆情分析等,通过内部联网,及时通报重大家庭暴力案件,共享家庭暴力案件相关信息资料。

  (五)健全反家庭暴力政府救助保护体系。其一,设立专业心理咨询服务点,对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心理、医学和法律方面的咨询服务,引导受害人建立健康自信心态。其二,加强庇护场所保密,对需要去庇护所的可寻求公安派出所或24小时热线服务人员帮助,由公安人员护送到庇护所,以充分保护受害人的隐私和安全。其三,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妇女知识和技能培训,使其具备“走出”婚姻后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六)完善家庭暴力离婚案件裁判机制。其一,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可参考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聘请相关方面的专家对双方当事人感情是否破裂、维持或解除婚姻的利弊、是否激化家庭暴力等进行评估,形成婚姻评估报告,作为法院判决离婚与否的参考。其二,对于判决离婚的案件,法院应加强对弱势方或无过错方的权益保护,主动查实离婚家庭财产,避免一方隐匿、毁损、变卖或转移,为弱势方或无过错方行使损害赔偿、经济帮助或补偿请求权提供保障。其三,对于驳回离婚请求的, 法院应对婚姻负担的分摊、家庭住所的安排、亲权的行使等作出裁判,并启动多部门联动协作机制,主动、提前干预已经出现“裂痕”的婚姻关系,而不是仅仅一判了事。

  (七)加强反家庭暴力宣传。其一,对极端、恶性家庭暴力案件的宣判可以采用公判大会形式,以震慑施暴者,警示教育群众。其二,通过微信、微博等“互联网+”形式建立网上宣传平台,及时将反家庭暴力信息传递给弱势群体。其三,建立婚前培训制度,对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进行心理上的“婚检”,增强对婚姻家庭的义务观念和责任意识,提高双方处理婚姻冲突的能力和技巧。其四,加强“事前预防”,特别要引导在暴力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树立男女平、尊重女性等观念,使用文明、理性方式处理婚姻家庭生活中出现的矛盾,避免家庭暴力的承继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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