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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对侦查取证工作的影响

2016-08-17 15:54:47   来源:省法学会研究部

  

  曹仕旺*

  【摘 要】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对侦查取证工作带来许多影响。通过讨论从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的修改和完善、侦查阶段证据的收集和固定,以及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侦查取证工作的转变等理论和实务问题,确保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关键词】 以审判为中心 证据 侦查

  刑事诉讼活动的全部过程,就是收集、审查、判断证据和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的过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那么,如何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对侦查取证工作的影响呢?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的修改和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主要包括:证据的概念和种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衔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证明标准等。

  (一)完善证据的概念和种类

  1.修改证据的概念。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灵魂,没有证据,就没有刑事诉讼。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对证据的传统定义做了重大修改,把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据此,证据成了反映案件事实的载体,而非案件事实本身。新刑事诉讼法用“材料”取代“事实”,承认了证据存在真假问题,消除了旧法条中的逻辑矛盾,因为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有真有假,才有必要经过查证属实。

  2.调整证据的种类。新刑事诉讼法把过去七种证据修改为现在的八种,即证据包括:(1)物证;(2)书证;(3)证人证言;(4)被害人陈述;(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6)鉴定意见;(7)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8)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其中把物证、书证分为两个证据种类加以规定,将旧法的“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增加了“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以及“电子数据”等法定证据种类。具体而言:

  一是把物证、书证分为两个证据种类加以规定。一般来说,物证是以其物质属性或者外部特征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证则以其记载的内容或者表达的思想来发挥证明作用的。

  二是把“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这一修改是对这种证据更准确的定位,因为鉴定结果只是鉴定人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表达的也只是鉴定人的个人意见,对整个案件来说,它只是八种证据中的一种,而不是最终裁判认定的结论。

  三是赋予了“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的证据地位。新刑诉法明确其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的地位,将其与勘验、检查笔录一起规定为同一种证据类型。

  四是增加规定了“电子数据”证据种类。电子数据不同于传统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种类,它主要包括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式。新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与视听资料规定为同一种证据类型,可以说是适应信息化时代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

  (二)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范围。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从法律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采用的是强制排除原则,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类证据都不得被司法机关所采用;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实物证据,则采取了裁量排除原则,即只有当这些违法取得的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到司法公正并不能进行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时,才予以排除。

  2.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一是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二是人民检察院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侦查机关调查取证活动依法进行监督,一旦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时,应当进行调查核实。三是人民法院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规定。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3.规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处理。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一是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的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二是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三是有关的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到庭。该规定充分体现了证据合法性重要地位的确认和对证据合法性源头的把关,为确保案件的公平、公正,从源头上防止冤假错案开辟了新的途径,。

  4.非法证据的处理。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该规定确立了侦查机关也有非法证据排除的义务,这就从源头上规范了非法证据的排除。

  (三)实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证据的对接

  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行政机关移送的刑事案件中,证据多为行政机关移送后公安机关重新收集的。由于行政机关对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认识不到位,导致证据收集不规范。虽经公安机关介入,可因时过境迁,有的证据已被销毁或灭失,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后无法进一步完善、固定证据,从而影响了案件事实的认定。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有利于有效认定案件事实,有效节约司法资源,保证及时打击行政违法人员违法犯罪活动。

  (四)不得强迫自证有罪原则

  新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在证据制度中也不例外地贯穿这一原则。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同时,还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要求严格依法取证,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从源头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从而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与人格尊严,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五)完善证明标准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规定把“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三个条件之一。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对“证据确实、充分”做出解释性规定,有利于公检法机关在办案中准确把握证明标准,正确处理案件。

  二、侦查阶段证据的收集和固定

  随着刑事诉讼对证据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侦查人员必须树立以证据为核心的侦查理念,将证据的收集、固定贯穿于整个侦查过程,并且使所收集、固定的证据客观、真实、全面,经得起庭审的质证。

  (一)证据的收集、固定应当围绕犯罪的构成要件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为了证实犯罪行为是否存在,所以证据的收集、固定,必须围绕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证据只有具备了犯罪构成的犯罪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四个要件,才是完整的证据,否则证据就可能影响其证明力。不同的犯罪由不同的犯罪要素构成,如滥伐林木案件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虽持有林木采伐许可证,但违反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时间、数量、树种或者方式,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者本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如果所收集的证据不能证实林木为行为人本单位所有或者行为人本人所有的,那么这一证据就不能证实行为人涉嫌滥伐林木罪,可能涉嫌盗伐林木罪,这样的证据就不能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

  (二)证据的收集、固定应当符合法定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此同时,还具体规定了扣押物证、书证、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侦查取证行为的程序。要求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程序收集、固定证据,否则就可能使证据失去证明力。①

  (三)证据的收集、固定应当多样

  证据的收集、固定,总体来说,八种证据能有的尽量有,要尽可能多地收集证据。

  1.物证的提取和固定。物证是客观存在的,但也最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破坏或灭失。对物证的提取,能取得实物的,最好提取实物;对于不易提取和保存的物证,要及时采取录像、拍照等方式加以固定,防止证据的灭失,而且还应当备份。实践中,有的勘验、检查、搜查、提取笔录或者扣押清单上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或者对物品的名称、特征、数量、质量等注明不详的;有的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未注明与原件核对无异,无复制时间,或者无被收集、调取人签名、盖章的;有的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没有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和原物、原件存放地点的说明,或者说明中无签名的等。对于这些存在瑕疵的物证,应该进行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对于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2.书证的提取和固定。关于书证,它是用文字、符号、图形记载的内容或者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情况的。书证也要及时提取,防止书证的灭失。对书证的提取,应当是原件。取得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使用副本、复制件。对于书证,知道出处的可以直接提取,如果书证被转移或被隐匿,就要依法对相关场所进行搜查、扣押,从而获取所需要的书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经与原件核对无误、经鉴定为真实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为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3.证人证言的收集和固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新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就违反法定取证程序的证人证言规定了四种绝对排除情形,即:(1)询问证人没有个别进行的;(2)书面证言没有经证人核对确认的;(3)询问聋、哑人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而未提供的;(4)询问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证人,应当提供翻译而未提供的。对于上述证人证言,一律不采信。与此同时,还规定四种相对排除情形,证人证言在收集程序、方式有瑕疵,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不予采信。即:(1)询问笔录没有填写询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姓名及询问的起止时间、地点的;(2)询问地点不符合规定的;(3)询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证人有关作证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的;(4)询问笔录反映在同一时段,同一人员询问不同证人的。

  第七十八条规定证人证言采信规则。即(1)当庭证言的采信规则:证人当庭做出的证言,经控辩双方质证,法庭查证属实的,应当作为定案依据;(2)证人当庭改变证言的采信规则: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矛盾,证人能够做出合理解释,并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其庭审证言;不能做出合理解释,而其庭前证言有相关证据印证,可以采信其庭前证言。虽然新刑事诉讼法鼓励证人出庭作证,并设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但是司法实践中要求所有的证人出庭作证并不现实。因此,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对于被害人陈述的收集和固定,参照适用证人证言的收集和固定的有关规定。

  4.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收集和固定。一般情形下犯罪嫌疑人会配合对讯问笔录核对确认。实践中有两种情形:(1)犯罪嫌疑人属于文盲,不能书写自己的名字,则可以按手印;(2)犯罪嫌疑人拒绝签名确认,根据法律规定,可由见证人或录音录像证明,不影响讯问笔录法律效力。对于直接影响案件定性的重大问题应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多次讯问;对于多个同案犯罪嫌疑人,要排除犯罪嫌疑人与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之间的矛盾,使其所交代的犯罪事实、情节、动机、目的、主观恶性等方面与其他同案犯罪嫌疑人、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除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外,还可以同步录音录相。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录音或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该规定对规范侦查行为,杜绝刑讯逼供、诱供具有重要意义。

  5.鉴定意见的收集和固定。鉴定意见在认定案件事实中常作为最关键的定案依据。对于鉴定意见,一是要尊重鉴定人的专业知识,亦不可盲目轻信,过分依赖鉴定意见;二是加强对鉴定机构、鉴定人法定资质的审查;三是注重对鉴定检材可靠性审查;四是对鉴定意见的形式审查,包括鉴定人数量、鉴定程序、鉴定意见是否明确等;五是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时,在没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情况下,可以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对这一鉴定更须严格审查;六是鉴定人应有出庭作证的准备,对于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6.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的收集和固定。对勘验、检查笔录,一是勘验、检查是否依法进行,笔录的制作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是否签名或者盖章;二是勘验、检查笔录是否记录了提起勘验、检查的事由,勘验、检查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现场方位、周围环境等,以及勘验、检查的过程;文字记录与实物或者绘图、照片、录像是否相符;现场、物品、痕迹等是否伪造、有无破坏等;三是补充进行勘验、检查的,是否说明了再次勘验、检查的原由,前后勘验、检查的情况是否矛盾。

  对辨认笔录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一是辨认不是在侦查人员主持下进行的;二是辨认前使辨认人见到辨认对象的;三是辨认活动没有个别进行的;四是辨认对象没有混杂在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对象中,或者供辨认的对象数量不符合规定的;五是辨认中给辨认人明显暗示或者明显有指认嫌疑的。

  对侦查实验笔录应当着重实验的过程、方法,以及笔录的制作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7.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收集和固定。对于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注重收集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剪辑、增加、删改等情形;内容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等。对视听资料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对电子数据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或者检验。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一是经审查无法确定真伪的;二是制作、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有疑问,不能提供必要证明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

  (四)证据的收集、固定应当全面

  既要收集有罪证据,又要收集无罪证据。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侦查观念的影响,办案中少数干警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和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依然存在。只注意收集有罪证据而不注意收集无罪证据。还有的侦查人员不愿意听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辩解。这种证据收集,往往不能对全案有一个客观、全面的把握,极易造成因不能对证据全面把握导致诉讼的被动局面。只有将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一同收集,再经过对证据的不断审查核实去伪存真,查清事实真相,找出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进一步地揭露犯罪、证实犯罪,从而保证法律的严肃性。

  三、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侦查取证工作的转变

  《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等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刑事诉讼证据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这无疑对当前办理刑事案件侦查取证工作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转变侦查理念

  侦查是我国刑事诉讼的重要一环,也是收集证据和查明案件事实的关键程序。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实际上是以侦查为中心,在证据收集上存在欠缺,影响了案件的最终定罪量刑,因此必须改革原有的办案方式,提升执法水平。一是要转变“口供中心主义”的办案思想,减少对口供的依赖。以往过于看重口供的作用,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况时有发生;二是要强化证据裁判的意识。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证据制度的基础性原则,其核心在于强化证据意识,强化证据对于认定事实的基础地位。在刑事诉讼中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必须以证据为根据,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不能作出有罪裁判。对于侦查机关而言,立案、拘留、提请批捕、移送审查起诉,每个环节都要凭证据说话,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也是正确处理案件的质量保障。三是从“由人到证”向“由证到人”转变。以往侦查机关的习惯做法是先找到人,通过对人的审讯寻找突破口,收集证据以证明犯罪事实。随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这种模式显然不适应新规定的要求。为此,侦查人员应当转变工作思路,坚持以证据为本,由过去侦查“由人到证”转向用证据去证明犯罪事实上来。

  (二)规范侦查行为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要求从侦查环节开始所有的证据都要为庭审作准备。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做到:一是侦查取证应当主动及时。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并非永远不发生变化,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多表现为犯罪人在作案现场留下的痕迹和物品。这些痕迹或物品在未经收集、保全以前,极容易因人为或自然因素而发生变化甚至消失。因此,收集证据必须积极主动。二是侦查取证应当依法。收集证据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要认真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证据的司法解释,证据达不到证明标准的,严格依法排除。三是侦查取证应当全面。全面收集证据,就是要将案件的时间、地点、手段、方法、过程、危害后果、动机、目的等证据收集齐全,不能有遗漏;在收集有罪证据的同时,也要注意收集无罪证据。既要收集罪重的证据,也要收集罪轻的证据。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全面地收集证据,收集到的证据才能全面反映案件的事实。

  (三)构建新型的侦、诉、审关系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诉讼模式的变化与革新。它意味着审判阶段是诉讼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审前活动的终极目的,控辩双方的对抗在庭审环节会更为激烈,承担追诉责任的侦查、起诉一方只有更为紧密的结合,才能形成合力,有效查明案件、打击犯罪。因此,应当逐步构建新型的侦诉关系,强化公诉对侦查的引导和规制功能。新刑事诉讼法也对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作出了规定,通过提前介入等加强对侦查机关调查取证的引导。根据庭审证明需要,注重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据链条的完整性,从整体上提高追诉质量。

  同时,建立新型侦审关系,强化审判对侦查的制约。以审判为中心必然要求抑制侦查程序对审判程序的影响,审判不能仅仅根据侦查卷宗材料进行定罪判刑。除此之外,还应重点围绕如何保证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来加强审判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制约,从源头上防止侦查机关违法收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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