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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

2016-08-17 16:05:03   来源:省法学会研究部

  

  熊亚文*

  【摘 要】在我国,社区矫正作为一项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行的舶来制度,公众认同是其存续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基础,同时也是社会资源和力量充分有效参与的前提条件。然而,受重刑和报应传统思想拒斥、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制度设计不健全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公众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认知度和认同感普遍偏低。由此导致社区矫正的社会参与严重不足,使其异化为公权力主导的“司法矫正”,从而背离了社区矫正的内在价值和制度初衷。社区矫正公众认同的实现有赖于:引导和改造公众意识,培育现代刑法观念;加快推进社区建设,增强公众参与意识;完善风险评估机制,提升公众社会安全感。

  【关键词】社区矫正 公众认同 公众意识 社区建设 风险评估

  * 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王成兵:《当代认同危机的人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② 齐聚锋、叶仲耀:《刑法认同漫谈》,载《当代法学》2001年第11期。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从萌芽、试点到正式实行前后不过十来年时间,有关社区矫正的研究和实践一直集中在其概念、主体、制度建设以及微观具体问题等方面,而对其文化土壤和观念基础关注不足。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与整体支撑。尤其是作为一项政府自上而下主动推行而社会被动接受的舶来制度,社区矫正的本土化更应特别注重其社会心理基础的筑建。如果缺少社会心理基础——公众的认同,再完美的制度都会遭遇来自民间的强大阻力而举步维艰。因此,从公众认同这一社区矫正制度得以存续和发展的“软件”基础出发,审视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遇到的瓶颈,进而提供可资借鉴的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社区矫正公众认同的价值

  所谓认同(Identity),其词语含义有两种:一是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二是承认、认可。就前者而言,它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并自觉地以其组织并规范自己行为的社会认知活动。”①就后者而言,“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指“个体对某一事物在内心深处基于一种感性和理性的了解分析,而形成的一种潜在的认可、接受以至尊重、服从。”②公众认同表现为一种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即“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①在刑法学上,刑法的公众认同表明社会对刑法的接受程度,并对依刑法而作出解决社会冲突的结论的服从和尊重。②社区矫正公众认同则是在刑法公众认同的框架下提出的命题,是指公众对社区矫正这种行刑制度和罪犯处遇模式的普遍认可和接受,是公众通过实践经验和理性对社区矫正制度进行评判,因其顺应民众的价值期待,满足民众的需要,而得到民众认可、信任和支持的过程。③

  在我国,社区矫正作为一项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行的舶来制度,公众的认同对其存在、运行和发展而言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公众认同是社区矫正制度存续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基础。社区矫正制度发源于美国。作为典型的西方文明产物,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和采纳,是因为其背后包含了若干深层合理的基础理论,蕴涵着人道和效益的价值理念。当我们将浸浴于西方文明的社区矫正制度移植到我国刑事法律和司法制度中时,必然要考量中国本土是否有其存在运行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因为“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亦为一种意义体系。任何规则必含蕴有一定的法理,载述着一定的道德关怀,寄托着深切的信仰。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曰法意,它们构成了规则的意义世界,而为法制之内在基础。”④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组织原则,如果没有其得以运行的社会根基和缺少赋予这些制度与组织原则以真实生命力的现代心理基础,也会变成一堆废纸或导致畸形发展。⑤

  作为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政策上的具体体现,社区矫正属于公共政策在刑事执行领域的一个分支。因此,社区矫正无疑具备公共政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政治性、权威性、强制性、指向性等。公共政策的特征决定了无论是从概念本身,还是从产生的过程来看,公共政策都内蕴着一个核心的内容——公共政策与公民的关系。特别是对于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和以“自上而下”输出型为特征的政策制度来说,公共政策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公共政策的运行规律告诉我们,公众认同对自上而下的政策形成模式并未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自上而下的政策形成模式容易出现公共意志的忽略,从而造成决策主体、决策利益的单一化。⑥公共政策的制定缺乏公众的有效参与,其内容无法真实准确反映公众意志,是大多数公共政策难以得到落实的主要原因。因此,公共政策的落实、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与目标群体的态度有着直接的联系,即必须实现公共政策的认同和内化,这就是公众认同。一方面,整个公共政策运行过程必须以公民为基础,因为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公民,政策执行需要施政者与公民之间的密切合作,而政策效果也只有回到民间才能得到检验;另一方面,公民参与政策过程不但可以加深其对政策意义的理解,而且会使其知道政策何以如此,从而增加其配合政策运行的自觉性,提高政策的效力。①可见,公众认同不仅是社区矫正制度得以存在运行的社会心理基础,同时也是社区矫正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促进力量。

  其次,公众认同是社会资源和力量充分有效参与社区矫正的前提条件。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方式的重要变革,是将社会资源加以整合融入到原本由国家公权力垄断的刑罚适用和罪犯改造领域,从而在刑事司法领域形成公私权的协同合作,故其核心表征当属社会参与性。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原本由国家公权力垄断的刑罚适用和犯罪改造的领域,逐渐出现了协会、社团等社会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开始融合并参与专属于公权力运作范畴的司法领域,由此形成了所谓“参与性的刑事政策”,确认了市民社会是刑事司法合作者的地位。②可以说,社会资源的整合、社会力量的参与是社区矫正制度的核心和关键,离开社会参与(包括人、财、物的全面参与)也就无所谓社区矫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社区矫正的关键乃是在社区而非矫正,矫正仅仅是手段,而社区才是主体,也是所有受刑人员最终复归之处。③既然如此,社区矫正就必须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和接受,因为公众认同是公众参与的前提,此乃不言自明之理。正如美国学者施瓦茨教授所言:“我们的公法,就其效力来说,依赖于广大人民对其基本先决条件的接受。人民的接受,而不是形式上的法律机构,是法律得以贯彻的决定性力量。”④如果公众对于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刑执行方式不接受、不认同,其就不可能主动有效地参与对矫正人员的监管、教育、帮扶,社区矫正难免会沦为司法行政机关的独角戏,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司法矫正”。

  二、社区矫正公众认同的不足及其原因

  在我国,社区矫正自正式开展试点工作以来已有十余年时间。期间经历了2003-2005年的北京、上海、浙江等6个省(市)首批试点,2005-2009年的涵盖中西部地区12个省(市、区)扩大试点,2009-2012年的全国试点,以及2012年至今的正式实行四个阶段。对于社区矫正制度,尽管《刑法修正案(八)》以及新《刑事诉讼法》均有明确立法规定,“两高两部”也出台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作为正式指导文件,但从实践情况来看,社会公众对于这项新型刑罚执行制度仍然认知度偏低、认同感不足。⑤由此导致社区矫正的社会参与严重缺失,使其异化为公权力主导的“司法矫正”,从而背离了社区矫正的内在价值和制度初衷。

  那么,到底有哪些因素制约公众对社区矫正的认知和认同呢?笔者认为,制约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公众认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重刑、报应主义传统思想的桎梏等主观因素,也有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制度设计不健全等客观因素。

  其一,重刑主义的文化传统和报应主义的刑罚观念对体现刑罚轻缓化、刑罚人道化、行刑社会化趋势以及注重特殊预防、教育复归目的的社区矫正制度具有很大程度的拒斥。重刑主义源于法家“以刑去刑”的重刑理论,体现的是一种刑法工具主义与刑法万能主义。重刑主义强调刑法的镇压和惩罚职能,信奉“治乱世用重典”的国家治理哲学。从古至今,重刑主义的价值取向在社会有相当普遍的共识,不仅统治者对其情有独钟,一般善良百姓也津津乐道,国民心理对其有很高的认同度。①重刑主义的公众认同源于根深蒂固的刑罚报应思想,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者死”等报应观念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基于重刑主义、报应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公众既不可能迅速改变普遍的‘仇罪’心理,也不可能愿意去习惯罪犯不是待在监狱,而是就在你身旁的事实。对绝大多数公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罪犯是否被隔离出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罪犯是否能得到改造。公众对待罪犯的态度是‘眼不见,心不烦’。”②与之相对,社区矫正制度所倚重的理论和观念基础是刑罚目的由报应向复归的偏移,它顺应的潮流和趋势是刑罚轻缓化、刑罚人道化、行刑社会化。社区矫正正是着眼于传统报应主义所坚持的重刑化、监禁性刑罚的诸多弊端,为实现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帮助犯罪人复归社会,实现刑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而出现的全新刑罚制度。因此,在我国,体现人道、谦抑、人本价值的社区矫正制度必然为传统的重刑主义、报应主义所排斥,这种排斥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公众对社区矫正制度不认同,更大程度上甚至体现为对该制度的排斥与厌恶。

  其二,当前我国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无法为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提供最为根本的社会结构基础,社区居民社会参与性不足极大抑制了社区矫正制度的公众认知和认同。社区矫正制度是随着近代市民社会的发育而出现的。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一个与家庭和国家相对的私人经济活动领域,是一种“需要的体系”,即个人满足自己物质利益和需要的场所。黑格尔所称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③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立造就了人们追求私利的自由和可能的市场,也推动了民主法治的发展及社区矫正的出现。随着专制型国家模式向自由型国家模式的过渡,国家刑事网日益向市民社会开放,社会团体以更为积极的方式,而且是经常性地参与刑事司法,成为刑事制度的必要环节,并由此确认了市民社会是刑事司法合作者的地位,社区矫正制度成为“公私共处的混合的罪犯矫正模式”之载体。如前所述,社区矫正制度的核心在于社会参与性,而社会力量对刑事司法的参与是以市民社会的发育为前提的,市民社会的发育是社区矫正制度得以实施的社会结构基础。从国际经验来看,社区矫正制度以成熟的市民社会与发达的社区建设为基础,社区中的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志愿者在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教育帮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④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市民社会远没有发育成熟,这导致我国目前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基础仍然比较薄弱。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的社区存在一种二元区隔现象,极少数的人处于“社区内群体”,关心社区的活动与事务。更多的人则处于“社区外群体”,对社区的活动与事务处于漠不关心的状态,社区的凝聚力非常有限。①人们既不愿涉问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治事务,也不愿承担非监禁刑所带来的犯罪风险,加之我国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真正的社区矫正主体——非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矫正的社会参与极为有限,其已然异化为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导的“司法矫正”。社区矫正的失灵和异化进一步阻隔了社会资源、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使其在失去社会物质基础的同时也丧失了社会群众基础和心理基础。

  其三,社区矫正的风险评估制度设计不完善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异化,给社区稳定和安全带来隐患,社会安全感的普遍缺失导致社区矫正制度难以获得公众认同。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将罪犯置于社区而非监禁的社会化刑罚执行制度,其必然面临如何保障社区稳定和公共安全的问题。为了确保社区的稳定和安全,选择适合社区矫正的对象以及可行的矫治方案就成为关键。因此,社区矫正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风险评估制度,以对即将和正在进行社区矫正的对象的人身危险性予以评估,从而为是否能够适用社区矫正、应当适用何种社区矫正方式提供科学依据,以在确保社区稳定和安全的前提下为成功矫治提供技术支撑。然而,由于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以及实践中的异化,我国社区矫正的风险评估存在明显不足。这主要表现为:(1)评估标准模糊,不具有可操作性。我国法律对于适用社区矫正的五类对象(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均规定了一定标准,但这些标准的评判依据均是“只定性不定量”,以诸如“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有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等模糊的评估指标去预测罪犯的人身危险性是比较困难的,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2)评估人员不专业,专业评估机构阙如。人身危险性评估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涉及法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数理统计等多个学科。在我国,对于社区矫正对象的人身危险性评估基本上都是由案件的主审法官进行,而绝大部分刑事案件的主审法官都不具备风险评估所需的专业知识,在专业的风险评估机构尚未成立的情况下,风险评估报告的准确性、科学性难以得到保障。(3)评估方法不全面,评估程序不规范。当前司法实务部门仅运用简单的走访调查或“直觉法”进行风险评估,基于信息、经验和职业做出定性判断,由于没有建立法定独立的判决(量刑)前人格调查制度,评估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导致预测结果的可信度低。②此外,加之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者主体力量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监管技术欠缺以及监管形式有限等问题,社区矫正的风险评估机制实际上已然丧失了应有的风险防范机能。一旦公众对社区矫正制度的安全性产生怀疑,公众的社会安全感便受到冲击,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自然难以实现。

  三、社区矫正公众认同的实现路径

  (一)引导和改造公众意识,培育现代刑法观念

  历史和现实表明,重刑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危害性显而易见,它损坏了司法的公平公正,增加了司法成本,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和复归,甚至会使犯罪分子实施更加严重的犯罪。③“重刑主义作为一种精神毒素,其实已经渗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血脉之中,干扰、阻碍着我们这个民族法律理念的健康成长。”④在我国,受重刑、报应主义传统观念的影响,“把犯罪人‘关起来’,而不是把他们置于社区,把社区矫正与‘放虎归山’联系甚至等同起来”①的公众意识,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占据主流位置。

  社区矫正制度体现了刑罚轻缓化、刑罚人道化和行刑社会化的刑罚发展规律,蕴含着特殊预防、恢复正义、教育矫正的现代刑罚思想,其与重刑主义思想背道而驰,也与报应主义观念格格不入。这决定了,在当前中国文化土壤中推行社区矫正制度,政府首先应当做的是,通过法制宣传和教育,积极引导和改造深受重刑主义文化传统和报应主义刑罚思想桎梏的公众意识,逐渐培育起顺应历史和世界潮流的现代刑法观念。一方面,要让公众切身体会到重刑主义的危害以及报应主义的不足,使其动摇、怀疑直至扬弃这些在我们传统中属于糟粕的思想。另一方面,同时启动刑法观念现代化教育,要让公众知悉并逐渐理解谦抑、人道、效益、复归等现代刑法价值理念,培育国民的自由信仰、独立思考、科学分析与理性反应的思维方式,形成理性、文明、宽容的刑罚观。应该庆幸的是,我们正处在信息技术空前发达的“自媒体”网络时代,新兴事物的宣传、推广和互动工作能够以更便捷、多样的形式进行。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事业单位等应当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通过公益广告、普法栏目、案例报道、专家说法、域外经验、参与互动等方式,积极引导公众关注、了解社区矫正制度,改变其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传统认知。此外,基层司法所、居(村)委会以及其他民间组织应当切实承担起一线宣传、教育工作,因为社区矫正最终都将落实到社区层面,社区居民的接受和认同是其成败的关键。总之,“法律必须得到信仰,否则他将形同虚设。”②只有当公众开始摒弃排斥社区矫正制度的传统刑罚思想,转而接受孕育社区矫正制度的现代刑法观念,社区矫正制度才能真正获得公众认同,才能具备得以存续和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

  (二)加快推进社区建设,增强公众参与意识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通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以社区为依托和载体,依靠国家和社区的合作力量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管、教育、矫正、帮扶,以实现犯罪人改造与复归的刑罚执行制度,一个完备的社区基础无疑是其得以存续和发展的根基。然而,由于当前我国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社区矫正一开始便缺乏坚实的社区根基。因此,重建社区矫正的社区根基,是实现社区矫正公众认同、巩固社区矫正社会基础的重要途径。

  社区是一个集认同、安全、凝聚力、意志、关系链接、非正式组织性、公共性等多重属性为一体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认同、社区安全感、社区凝聚力、社区意志、社区组织和公共性构成了这一共同体的基本结构要素,社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社会工程,它涉及一系列社区结构要素的恢复与重建。③在我国,社区建设不仅是社区矫正制度的社会基础和本质要求,也是现代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根基。社区矫正制度对社区建设的倒逼是一个机遇和契机,我们应当以此为突破口将社区建设步步推进,为新时期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治理奠定基础。

  当前我国社区建设的关键点也是难点在于社区自治精神的培育以及公民自治能力的提升。我国的社区建设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推动和主导下展开的,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主导下的社区具有管理和自治的双重属性,其在法律形式上是一个“自治单元”,而在实质上却高度依赖政府,承担着大量的行政管理职能,成为一个“国家治理单元”。社区建设的行政化倾向削弱了公民参与的热情与动力,也妨碍了社区自组织的发展,不利于社区自治能力的增强。在政府权力越位、公民参与缺位的障碍下,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还只停留“在社区中的治理”,远没有达到社区自治。因此,今后我国社区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在逐渐培育社区居民的自治精神和自治能力上,政府要通过放权、赋权等形式,引导、支持公民参与社区自治,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一方面,政府要转变角色,从社区的掌控者转向引导者、仲裁者或是中介人,建构公共事务的协商和解决平台。这就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将部分权力向社区转移,把属于社区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归还给社区管理。在社区自治中,政府仍应起到引导作用,并给予必要的投入和支持,从而形成一种政府与公民合作的“参与式治理”。另一方面,要强化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使其在利益和责任的驱动下积极参与社区自治。凡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都应该参与那些决策的制定过程,这是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核心理念,也正是民主的原初意义。通过向公民灌输民主、权利等基本观念,强化个人与社区的利益关联,可以增强公民参与的热情与动力。

  此外,社区组织制度也是社区建设不可或缺的支撑和基础。社区生活是建立在社区组织基础之上的,社区本身是一个组织化的网络,是一个拥有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群体。①社区组织承载和反映社区的自治能力,即“在没有外力介入的前提下,社区通过自身就可以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整合、自我协调、自我维系进而实现社区公共生活有序化的能力。”②良好的社区组织制度不仅是公私合作、公众参与的基础,同时也是公民自治精神的养成和自治能力的提升的重要平台。当代中国社区面临的普遍困境之一就是社区组织的“空心化”,由于缺少源于自身内在结构的组织支撑,社区成为没有内核和骨架的空壳化存在,社区管理、社区帮扶、社区教化与社区惩戒很难依靠社区组织的力量来维系,社区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难以实现。因此,社区组织制度建设是我国社区建设的当务之急。政府要积极扶持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强与民间组织的合作,引导、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作为民间组织的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机构,应坚持走自治、专业、合作的道路,避免过度行政化。

  (三)完善风险评估机制,提升公众社会安全感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在国家专门机关、社区自治组织和被矫正的罪犯之间进行的新的法律制度设计,自其提出的第一天起,就必然面临着行刑经济、再社会化的功利追求与社区安全的现实关切之间的紧张和冲突。”③为了确保社区矫正的平稳推进,同时又能保障社区公共安全,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构建科学、高效的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机制。社区矫正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 of Community Correction)是对矫正对象在社区服刑期间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所作的评价,它是社区矫正的基础性工作,对科学制定矫正方案,降低社区服刑人员再犯风险,提高社区矫正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④风险评估是防范和控制风险的前提,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直接影响矫正质量和社区安全。国外特别是美国、加拿大、英国等欧美国家将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风险评估置于社区矫正人员管理工作中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研发出了科学的重新犯罪风险评估工具,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起步较晚,有关社区矫正的研究和实务大多集中于宏观层面,而对于微观层面如社会参与的具体形式、风险评估机制的运作、矫正对象的处遇措施等缺乏细致深入的探讨,这直接影响社区矫正的实施效果。尽管2012年“两高两部”颁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4条规定了社区矫正的风险调查评估制度,但却因存在诸多缺陷与障碍而难以发挥实效。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机制的构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需要完善的立法作为规范依据、可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作为指导、专业的人员作为保障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和充分的社会参与作为支撑。任何一个环节脱钩,都有可能导致风险评估机制整体失效。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机制,才能在确保社区安全和稳定的同时实现个性化与分类矫正,从而消除公众对社区矫正制度安全性问题的疑虑,提升公众社会安全感,实现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

  针对当前我国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机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1)逐步建立动态的、全方位的风险评估体系,将风险评估贯穿于判决前、入矫后、解矫前三个阶段,严把社区矫正的入口关、执行关、出口关。待条件成熟,可以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判决(量刑)前人格调查制度,通过人格调查所提交的调查报告,为法官适用和转处社区矫正项目提供依据。(2)制定科学的重新犯罪风险评估工具,为社区矫正风险评估和控制提供客观、准确、科学的依据。目前,西方大多数国家均制定了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测量表,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的爱荷华州社区矫正人员风险评估表、伊利诺伊州社区矫正中心罪犯评估表、俄勒冈州危险再评估工具等,以及加拿大的工具包括水平评估量表、重新犯罪统计信息量表、静态-99量表等。①我们应在借鉴域外经验、结合本土国情的基础上,分阶段科学选定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因素,并根据不同因素的影响因子赋予相应权重和分值,建立一套科学的风险预测评估表。(3)在司法行政系统内设置专门的风险调查与评估机构,负责社区矫正对象的调查、预测和评估工作。考虑到基层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置不足,还应当吸收具有专业素质的社会工作者,成立社区矫正风险评估小组,由司法人员负责组织、协调工作,而将具体的量化评估工作交由专业人员进行。(4)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制定不同的矫治方案并配置不同等级的监管措施,为分类管理、个性化教育、心理矫正提供指导和依据。风险评估是直接为分类矫正、个性化教育、心理矫正服务的,因此,加强风险评估与分类矫正、个性化教育和心理矫正的联系,设置不同等级的监管措施,对于社区矫正制度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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