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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产刑适用与执行情况的调查报告

2015-05-04 16:01:01   来源:
关于财产刑适用与执行情况的调查报告
永春县人民法院课题组
【摘要】我国《刑法》涉及财产刑的规定共有257处,立法机关重视财产刑在刑罚中的具体运用,意图通过加大对犯罪分子的经济制裁,剥夺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的资本,有效遏制犯罪。为了准确评估财产刑的适用与执行状况,充分发掘财产刑应有的价值潜能,使财产刑的刑罚功能实然化于刑法适用的司法实践中,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组织法官成立课题组,对财产刑的适用与执行情况展开了专题调研。
  【关键词】财产刑适用执行调查报告
  财产刑是以剥夺罪犯财产利益为内容的刑罚方法。我国刑法规定财产刑包含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在刑罚地位上属于附加刑。通过对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进行统计,整部《刑法》涉及财产刑的规定共有257处,其中:并处罚金的有113处,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有40处,可以并处罚金有的1处,可以单处罚金的有9处,对单位判处罚金的有55处,并处没收财产的有33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的6处。统计表明,立法机关重视财产刑在刑罚中的具体运用,意图通过加大对犯罪分子的经济制裁,剥夺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的资本,以遏制我国当前经济犯罪日趋严峻的现状。但从目前人民法院判处的财产刑的执行情况看,大部分财产刑判决未得到有效执行。
  为了准确评估财产刑的适用与执行状况,充分发掘财产刑应有的价值潜能,实现刑法的科学化、合理化、个别化,使财产刑的刑罚功能实然化于刑法适用的司法实践中,本课题组以本院的数据为基础,对财产刑的适用与执行情况展开了专题调研。课题组以5年为时间跨度,调取了本院2004-2008年间审理的所有适用财产刑犯罪案件的相关统计资料,和刑事审判庭、执行庭的同志进行了座谈,在此基础上对所有相关信息资料进行了集中统计分析,形成调查报告
  一、近年来财产刑适用与执行的基本情况
  从调查的情况看,适用财产刑的总体情况较好,能够做到有法必依,在调查过程中未发现应当适用财产刑而未适用的情况。根据调查数据,五年来,本院共审结各类刑事犯罪案件1108件,涉案人员1533人,适用罚金刑的510件,涉案人员765人,没有一起适用没收财产刑的案件,罚金刑案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4603%。具体情况如表一:
  2004-2008年度财产刑案件适用情况统计(表一)
  年度   案件总数   适用财产刑案件数   比例(%)
  2004    264      132        50
  2005    243      107        44.03
  2006    191      88        46.07
  2007    194      82        42.27
  2008    216      101        46.76
  合计     1108     510        46.03
  通过对表一数据进行详细分析,可以看出本院在适用与执行财产刑方面,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财产刑适用率高。五年来本院共受理刑事案件1108件,其中判处财产刑的案件共计510件,比例高达4603%(具体详见表二)。
  2004-2008年度适用财产刑案件
  在《刑法》各章所占比例(表二)
  项目\罪名                                             案件总数   判处财产刑案件数    财产刑案件百分比
  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                                        25      20            80%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199       14            7.04%
  侵犯财产罪                                            402     358           89.05%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212     118           55.66%
  从表二数据看,在所有犯罪案件中,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案件财产刑适用率较高,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财产刑适用率则较低。
  (二)盗窃、抢劫案件所占比例高。五年来判处财产刑的510件案件中,共计涉及23个罪名,侵犯财产罪虽然只涉及4个具体罪名,但从案件数量看,却以358件的绝对优势高居各类犯罪之首,占所有适用财产刑案件总数的702%。在侵犯财产罪中,尤以盗窃罪和抢劫罪案件数量最为突出,分别为254件和56件,各占适用财产刑案件总数的498%和1098%,其次为诈骗罪、抢夺罪,分别为39件和9件。由此可见,侵犯财产刑犯罪,尤其是盗窃罪和抢劫罪,在实践中属于多发性犯罪,此类案件也是适用财产刑的重点。
  (三)适用财产刑的主要方式是有期徒刑与罚金刑的配置。从法定刑的角度看,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关于财产刑的规定主要包括单科罚金制、并科罚金制、选科罚金制、复合罚金制、并科没收财产等几种主要形式;但就宣告刑而言,财产刑最终只能有三种适用方式:单处罚金、并处罚金和并处没收财产。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近五年来判处财产刑的案件适用的方式全部都是并处罚金,而没有判决单处罚金、并处没收财产的案件。
  (四)执行的主要方式是被告人或其亲属庭前预交。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已执行的适用财产刑案件中,执行方式主要表现为四种不同类型:第一,被告人或其亲属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判决宣告前自行缴纳或通过做工作后缴纳;第二,直接执行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职权查封、扣押、冻结的经审理查明属于被告人的合法财产部分;第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判决宣告前缴纳的取保候审保证金,宣判后直接冲抵罚金或作为财产没收上交国库;第四,法院在判决生效后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强制执行罪犯的个人财产。
  (五)外来人员履行率低。五年里判处财产刑的765名被告人中有193人是外来人员,而其中只有20名被告人履行了财产刑,履行率只有1036%。这类案件往往需要异地执行,实践中执行难度大。因为这些犯罪的外来人员多为外来务工者,在当地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犯罪分子的财产在异地的,可以委托财产所在地法院代为执行。而由于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执行成本高等原因,实践中还极少有委托异地法院执行财产刑的案例。
  二、财产刑适用和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实践中,法院适用财产刑的案件大幅度上升,但由于立法的原则性和概念的模糊性,导致了司法的弹性和法律适用及执行上的主观随意性,影响了财产刑刑罚功能的发挥。
  (一)适用财产刑有一定随意性,没有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这突出表现在罚金刑的适用上。《刑法》总则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而《刑法》分则对罚金又规定了两种情况:一是规定罚金的数额幅度或规定罚金的比例及倍数;二是对全部的单位犯罪及部分自然人犯罪判处罚金刑数额未作具体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对罚金刑数额采取无限额罚金制与限额罚金制相结合的方式。对于限额罚金制实践中易于操作,但对于最普遍的无限额罚金制,因为总则和分则都无具体标准,容易出现判决畸重畸轻的现象。
  (二)执行程序规定过于笼统,影响财产刑执行效率。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强制执行法,对于生效判决的执行规定也散见于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财产刑的执行属于刑罚的适用,属刑事诉讼法规范范畴,但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仅有几个条文设计了财产刑问题,只是明确人民法院是财产刑的主要执行机关,但对于法院内部如何分工、执行的具体程序如何、可采取何种执行措施、其他扣押财产机关如何配合法院执行等等都没有很具体的规定,影响实践中的执行效率。
  (三)相关配套制度缺乏,对扣押财产移送不规范。按《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犯罪人犯罪所得及个人财产一般须经人民法院就刑事案件作出生效判决之后由人民法院作出处理,其同时又指出如确认属被害人所有且急需返还的,可由扣押机关发还。在实践中,扣押机关常常在刑事案件未生效之前就擅自处理扣押财物,其中将不属于被害人所有的财产进行发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更有甚者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扣押财产不处理也不移送,从而造成判决生效后无法执行财产刑。
  (四)罪犯财产状况不清,增加财产刑执行难度。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侦查的方向是查清犯罪事实,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一般都是不询问,也不调查取证,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按照审限必须在一个半月以内结案,为体现打击犯罪的效率,原则上结案期限都控制在一个月以内,繁重的审判任务使法官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不可能做深入调查,导致从司法程序的开始到终结,罪犯的财产状况都是一笔糊涂账。加之多数财产属罪犯与其亲属的共有财产,犯罪分子家属在判决生效后很难予以配合,更使罪犯个人财产难以查清和区分。
  (五)执行期限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执行周期不确定。《刑事诉讼法》对于财产刑的执行期限无原则或具体的规定。法院裁判文书判处财产刑的条款中一般都写明了执行的期限(要求在判决生效后一定时间缴纳),但由于实际执行工作没能跟上,这种努力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法律中执行期限的不明确和执行的不力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判而不罚使财产刑的适用流于形式,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裁判的权威性,降低了打击犯罪的力度。
  三、财产刑适用与执行存在问题之原因分析
  财产刑适用与执行过程中之所以出现以上的问题,既有立法和制度的不完善,也有观念上的不足。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一)观念认识不足,执行缺乏动力。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的“报应刑”素来有“打了不罚”的重刑轻罚思想,这对我们当前的刑法仍有一定影响。对于生命刑和自由刑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对财产刑的重视程度。罚金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是附加刑,人们自然地认为其惩罚性与主刑有着本质的不同,认为刑罚能否得以实现就取决于生命刑和自由刑的实现与否,从观念上对财产刑有着一种天生的排斥。此外,我国的传统观念几乎把(单处)财产刑和古代“以钱赎刑”划上等号,把财产刑和自由刑对立起来,有时甚至成为人们批判司法裁决不公的一个理由,王海亭、刘以军:《对我国刑法中财产刑制度的再思考》,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07页。这无疑也影响了财产刑应有作用的发挥。
  (二)较少考虑罪犯的支付能力,没有可执行的基础。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第2条分别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及犯罪分子的财产状况,决定是否适用财产刑”;“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处罚金”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起诉的证据材料中普遍不包含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或收入状况的证明,另一方面法官也较少考虑财产刑判决的执行可能。忽视对被告人个人财产状况进行查明并将之作为裁判依据,造成了对被告人财产状况不清的状况,给执行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三)财产刑数额规定不明确,法官自由裁量幅度过大。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标准,无限额罚金数额只要在1000元以上(未成年人是500元以上)均为合法;限额罚金规定了罚金的起点和最高点或者以违法所得或者涉案金额为基准,按一定比例确定罚金数额。而在没收财产刑的数额上,除了并处没收全部财产的,没收数额更是没有标准。这种对财产刑数额的规定过于宽泛,容易产生判决畸轻畸重的现象,即使在同一法院甚至同一法官对于类似案件也常会在财产刑的判决上相差较大。
  (四)部分案件存在“重罚金轻退赔”、与民争利的现象。《刑法》第36条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但一部分案件的办理在这方面存在瑕疵,只动员被告人或其家属积极缴纳罚金,却不动员他们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宣判后直接将被告人或其亲属主动缴纳的罚金上缴国库,致使被害人无法从中受偿。虽然被害人可以采取申请执行的救济措施,但企望被告人在宣判后依法赔偿很难实现,最终被害人只能蒙受损失而无法得到补偿。
  (五)司法机关配合不够,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一方面,公、检、法三机关在财产刑的执行上配合不够。侦查机关依法有权查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而且司法解释规定在被告人被判处财产刑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扣押、冻结机关将拟返还被告人的财物移送人民法院执行刑罚。但实践中扣押、冻结财物能移送给法院的很少,不能切实为法院执行财产刑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三机关缺乏监督制约机制。对于财产刑,法院既是裁判机关,又是执行机关,只是履职部门不同而已。检察院和法院对财产刑执行问题缺乏及时必要的沟通,检察院因对财产刑执行情况不甚清楚而较难介入法院的财产刑执行活动,使财产刑的适用、执行与监督无法紧密衔接。
  四、完善财产刑适用和执行的对策及建议
  解决财产刑执行难,应当首先从财产刑的判决乃至判决之前着手,建立健全旨在有效提高财产刑执行率的机制。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保障财产刑的执行:
  (一)强化财产刑也是刑罚的观念。尽管人们现在观念上已经认识到财产刑也是一种刑罚,但并没有完全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上来。在一般民众和部分司法工作者的观念当中,类似于“打了不罚”或者说“罚了不打”的将判处自由刑和判处财产刑对立起来,二者之间非此即彼,只能选择其一的观念还很强烈,而没有树立将二者同等看待、可以易科执行的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财产刑的顺利执行。生命刑和自由刑可以对犯罪人造成刑罚痛苦,财产刑亦然,只不过表现形式间接,不易被人们所认识。财产刑所造成的刑罚痛苦并不在于犯罪人被迫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或上交个人财产,而是在于因无法满足其物质欲望所带来的间接痛苦,伍梅:《财产刑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研究》,载《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4期,第92页。即强制受刑人于一定时间内放弃物质享受。财产刑是剥夺一种凝固化或具体化的自由,也即是受刑人的一种物质享受的自由。林山田:《刑法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9页。所以,财产刑也具有剥夺自由的本质。
  (二)构筑财产刑执行的保障机制。这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设立财产调查和附卷移送制度。判断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必须以财产状况的调查结论为基础。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起诉伊始便赋予公安、检察等执法人员调查犯罪嫌疑人财产状况的权利和义务是必要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应将调查结果随案附送法院,便于法官在审判时进一步了解、查清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为财产刑的执行提供线索。只有这样,法院才能准确掌握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从而做出适当的财产刑判决。另一方面要完善财产先行扣押和查封制度。笔者建议将查封扣押强制措施延伸至侦查阶段,赋予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查封扣押财产的权力。司法机关只要有确凿的证据,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有转移、隐匿财产的可能或者认为确有必要的,都可先行扣押、查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法院行使查封、扣押权时,犯罪嫌疑人或其近亲属将可供执行的财产早已进行转移、隐匿甚至毁损,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人民法院大量罚金刑判决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而虚置的现象。
  (三)设立财产刑与自由刑等其他刑罚的互动联系机制。财产刑作为一种古老的刑罚方法,其和自由刑等其他刑罚方法的互动一直是客观存在的,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有益做法。一是对财产刑实行预缴制度。对判前主动缴纳的,立法上规定为从轻处罚情节。如果被告人主动交纳也不能获得从轻判处,无疑会加重被告人及其家属对财产刑的对抗心理,给执行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同时,应当允许被告人家属代为缴纳财产刑保证金。被告人家属代为缴纳财产刑保证金的,只要通过审查认定被告人认罪、悔罪,就可视为被告人主动缴纳而给予从轻处罚。二是将财产刑的执行情况作为决定减刑、假释的重要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将犯人对财产刑的执行情况和其在狱中的表现结合起来考虑,将其积极完成财产刑的执行表现作为决定其减刑、假释的因素之一来予以考虑,在这方面,福建省已经开始迈出第一步。福建高级人民法院在2006年6月会同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服刑人员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及刑事裁判中财产刑等执行的规定》。该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及刑事裁判中财产刑等判决生效后,将被告人移送刑罚执行机关服刑时,应当一并附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及刑事裁判中财产刑等执行情况的书面材料,包括已到位金额、未到位金额等;在执行中,凡需刑罚执行机关协助敦促服刑人员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执行法院应将服刑人员本人及其家庭财产状况函告刑罚执行机关;对提请减刑、假释建议的服刑人员确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刑事附带民事裁判所确定的义务或刑事裁判的财产部分的,不予减刑、假释。能有效的调动犯人及其家属配合法院执行财产刑的积极性。这样就能改变以往法院在进行减刑、假释时基本不考虑财产刑的执行情况。
  (四)完善罚金刑随时追缴制。《刑法》第53条规定:“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随时追缴制体现了国家严格执行罚金刑的决心,是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一项重要措施,但随时追缴制有待于完善。首先,对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也不符合罚金减免条件且丧失劳动能力的被执行人,应当设立执行终结。因为随时追缴的条件是被执行人现在有或将来有财产可以追缴,而对于那些已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又丧失创造财富能力的被执行人,已不具备随时追缴的可能,设定执行终止既符合刑罚人道主义原则,也有利于罚金刑执行案件的及时了结。其次,对随时追缴制的具体执行做出规定。最后,应对随时追缴制规定出最后执行期限,以利于犯罪分子重新开始新生活,实现犯罪分子的再社会化。
  (五)进一步规范执行程序。解决财产刑执行难需建立专业化的执行机构、制定较为配套和完备的执行程序。裁判权与执行权性质的差异要求两权分离行使。分离行使要求原则上由不同的机关行使裁判权和执行权,但是,由于目前国家尚未制定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和建立专司执行所有刑罚制度的执行机关,所以在现阶段,对财产刑的适用首先在法院内部应实现不同部门行使,即由内设的刑事审判庭作出财产刑的判决,而由执行庭(局)具体负责财产刑的执行,明确实现审执分离的最低限度要求。这也是目前改变财产刑执行程序不够明确、履行率不高现状的应然选择。此外,要制订全面、明确、具体的财产刑执行程序性规范,保证财产刑的规范执行。
  〔课题指导:洪少萍(永春县人民法院副院长);课题组成员(执笔人):章建来、蔡鸿铭(永春县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助理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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