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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民商事管辖权冲突及其解决的实证研究

2015-05-04 15:58:12   来源:
海峡两岸民商事管辖权冲突及其解决的实证研究
王建源
【摘要】平行诉讼是当前涉台民事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与其他复合法域国家有所不同,两岸平行诉讼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台湾当局不允许大陆居民以民事诉讼为由申请进入台湾地区,当事人接近司法权利的行使受到人为限制。通过对当前人民法院关于两岸平行诉讼的司法实践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可以看出,不同法院对重复诉讼和对抗诉讼所持的态度和采取的做法并不一致;其原因在于立法或司法解释对审理涉台民事案件适用程序法问题的指引不明确。为消除平行诉讼产生的负面效应,应当通过立法或者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确立“不方便法院原则”、“待决诉讼”、“协议管辖”以及“裁量管辖”等解决两岸民事司法管辖权冲突的制度。
  【关键词】管辖权冲突平行诉讼台湾问题
  随着海峡两岸民间交往的日趋正常化,与两岸人员往来、经贸投资等密切相关的民商事纠纷也大量出现,如何妥善处理涉台民事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以平行诉讼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管辖权冲突问题,消除因涉台法律关系的立法调整相对滞后甚至真空状态所导致的司法实务做法不统一的状况,已是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本文以福建法院的司法实践为视角,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这一问题的解决。
  一、两岸民事司法中平行诉讼产生的原因
  两岸民事司法中的平行诉讼(或曰“一事两诉”、“双重起诉”、“诉讼竞合”),是指当事人就同一民事争议同时或先后向祖国大陆的人民法院或台湾地区的法院起诉,并由两岸有关法院同时或先后受理的情形。根据平行诉讼的一般理论,关于平行诉讼的一般理论,可以将两岸民事司法中的平行诉讼区分为两种最基本的类型:一是重复诉讼,即原告对同一被告就同一争议事实向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在重复诉讼中,平行诉讼的双方当事人相同,原告和被告是同一的,因此这种形式的平行诉讼又被称为“原告被告共通型平行诉讼”。二是对抗诉讼,即一方当事人作为原告在祖国大陆(或台湾地区)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而对方当事人又在台湾地区(或祖国大陆)作为原告以该当事人为被告提起诉讼。在对抗诉讼中,平行诉讼的双方当事人相同,但是原告和被告的地位发生了逆转,因此这种形式的平行诉讼又被称为“原告被告逆转型平行诉讼”。
  两岸民事司法中的平行诉讼问题是两岸交往、交流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其成因主要是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一)两岸分属不同的法域。由于历史原因,大陆与台湾社会制度的差异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海峡两岸实现和平统一以后,台湾地区将保持原有的法律基本不变。由此可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都将分别属于我国内部实行不同法律制度的两个区域,这种区域在冲突法上被称为“法域”。由于分属不同的法域,两岸必然存在两套不同的法院体系,关于民事管辖权的规定也必然存在着差异,而两岸之间既不存在共同的上级法院,也不存在协调这种管辖权冲突的协议或安排,这就为平行诉讼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基础。
  (二)两岸民事诉讼法关于平行管辖权的规定。法院的管辖可分为专属管辖、平行管辖和拒绝管辖三种类型。专属管辖,如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动产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港口作业纠纷由港口所在地法院管辖”;台湾“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因不动产之物权或其分割或经界涉讼者,专属不动产所在地之法院管辖”、“禁治产之声请,专属应禁治产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辖”,等等。专属管辖不承认其他法域的法院对此类案件的管辖权,因此它是一种排他性的管辖。拒绝管辖适用于与某一法域的管辖权无关和与该法域及该法域的居民不存在任何属地联系或属人联系的案件。平行管辖是指某一法域在主张对某些种类的民事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同时,并不否认另一法域的法院对此类案件的管辖权。如合同案件既可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也可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当作为管辖连结点的合同签订地和合同履行地分别位于不同法域时,不同法域的法院对该合同引起的纠纷案件都有管辖权。就两岸而言,由于每一个不属于专属管辖范围但又没有被排除出某一法域的管辖范围的案件,都处于平行管辖之下,祖国大陆人民法院和台湾地区法院都可能对之行使管辖权,由此必然产生两岸民事管辖权的冲突,这是两岸平行诉讼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
  (三)两岸各个领域的民间交往趋向正常化,并产生了大量的民商事案件。1987年底至今,两岸的隔离状态已被打破,两岸民间交往从单向、间接向双向、直接发展,两岸同胞翘首以待30年的两岸直接“三通”基本实现,两岸民间交往交流持续向前发展。与两岸经济交往和人员往来的规模不断扩大相对应,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台民商事案件数量也逐年增多,其中,1998、1999、2000年审结的一审民商事案件数量分别为1053、1129、1235件,2006、2007、2008年则分别上升到3529、4163、3500件。涉台民商事案件的大量出现为两岸平行诉讼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
  (四)当事人接近司法权利的行使受到人为限制。接近司法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它是指公民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时,可以利用诉讼程序寻求救济的权利。由于台湾当局的 “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大陆居民以诉讼方面的事由申请进入台湾地区仅限于两种情形:(1)大陆地区人民经司法机关羁押,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其父母、配偶、子女或大陆红十字会人员得申请进入台湾地区人道探视;(2)大陆地区人民因刑事案件经司法机关传唤者,得申请进入台湾地区进行诉讼。这就排除了大陆居民以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为由进入台湾地区的可能性,造成了两岸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使一些本应在台湾地区诉讼的案件不得不在人民法院起诉,从而为两岸当事人就同一事件在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重复诉讼提供了可能。当事人接近司法权利的行使受到限制是两岸平行诉讼产生的原因,也是区别于其他复合法域国家的一个特点。
  二、两岸民事司法中平行诉讼的实证分析
  两岸交往秩序有外部秩序与内部秩序之分。实践经验表明,法官不仅通过执行现行的涉台成文法推动两岸交往外部秩序的形成,而且也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对具体个案作出裁决而引起两岸交往内部秩序的形成。涉台民事司法实践形成的一些案例为我们对两岸民事司法中的平行诉讼进行实证分析提供了依据。
  (一)重复诉讼
  案例1,林XX诉郑XX侵权赔偿案。原告林XX与被告郑XX就设立在福建省永定县永定巨和公司的股权发生纠纷,于1994年4月1日在台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定郑XX赔偿投资款。1994年11月3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决郑XX故意不法侵害林XX财产权,应赔偿林XX的投资款。郑XX不服,提出上诉,台湾“高等法院”于1995年6月判决认为,林XX于1991年对郑XX提出刑事告诉时即已知道其损害所在,但迟至1994年4月1月才提起民事诉讼,其诉讼请求已超过二年法定时效而消灭;上诉人郑XX为时效消灭的抗辩并拒绝赔偿给付有理;遂判决撤销台北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并驳回林XX的诉讼请求。林XX不服,提起上诉。1996年12月7日,台湾“最高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判决发回台湾“高等法院”重审。1997年9月15日台湾“高等法院”作出重审判决,认为林XX提起民事诉讼时已逾二年法定时效,并以此为由驳回林XX的诉讼请求。林XX不服,提起上诉。林XX在台湾地区提起诉讼的同时,向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龙岩中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林XX虽就同一诉讼标的于1994年4月在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由“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但因林XX不服二审判决已提起上诉,目前该案尚未终审判决,处于不确定状态,且本案讼争标的物永定巨和公司在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龙岩中院系讼争标的物所在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原告林XX对就同一诉讼标的提起诉讼,应予准许;被告郑XX提出林XX一案二告,违反“一事不再理”之惯例,应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
  案例2,台湾惠高运通有限公司诉台湾内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内田电器制造(厦门)有限公司侵犯财产权纠纷案。1993年10月,台湾惠高运通有限公司(下称“惠高公司”)受台湾内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内田股份公司”)委托,作为其发运货物的代理人,双方约定运费到付。货物运抵厦门后,惠高公司因内田股份公司未能支付运费经多次催讨未果而诉至法院。台湾高雄地方法院于1994年2月1日向内田股份公司发出支付令,责令其向惠高公司支付全部运费及利息。因内田股份公司未能按支付令支付全部款项,且该公司于1994年7月4日向台湾高雄县“商业会”申请进行破产前和解,鉴于内田股份公司和内田电器制造(厦门)有限公司(下称“内田厦门公司”)系日本内田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投资开办的,惠高公司遂以内田厦门公司和内田股份公司存在欺诈性共同侵权为由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厦门中院判决内田股份公司偿还未付的运费及利息,内田厦门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后,内田厦门公司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高院审理认为,本案运费纠纷已经由惠高公司向台湾高雄地方法院申请并已发布支付令,且已获得部分履行,现惠高公司又以同一事实、不同案由再向另一法院起诉的做法,显属不当。据此,福建省高院于1995年8月判决撤销厦门中院一审判决;驳回惠高公司的诉讼请求。
  透过上述两个重复诉讼的案例,我们可以了解当前两岸民事司法中重复诉讼的具体形态以及人民法院对涉及两岸的重复诉讼的基本态度:
  第一,涉及两岸的重复两诉的当事人既可能完全相同,也可能不完全相同。诉讼当事人不同是因为原告在后提起的诉讼中增加了新的被告,案例2即属此种情形。
  第二,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在涉及两岸的重复诉讼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是相同的,如案例1。但是,原告也可能依不同的案由提出同一诉讼请求,如案例2,原告在台湾地区系以债务不履行为由提起诉讼,而在厦门则以侵权行为为由提起诉讼。
  第三,当事人在两岸发动重复诉讼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原告认为正在进行的第一个诉讼正朝着对其不利的方向发展,因此希望通过重复诉讼来弥补这一不利的局面。如案例1,原告在另有管辖权的法院——龙岩中院就同一诉讼标的提起诉讼,以适用对其有利的诉讼时效制度,达到其索赔的目的。(2)被告处于非常的财务状况,原告出于其权利救济的需要而提起重复诉讼。如案例2,内田股份有限公司已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并于1994年7月4日向台湾高雄县“商业会”申请进行破产前和解,同414名无担保债权人达成和解契约书;原告在厦门另行提起诉讼,显然是想通过追加内田厦门公司为原告,请求法院判令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第四,从这两个个案可以看出,目前祖国大陆不同的法院对涉及两岸的重复诉讼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1)对原告就同一诉讼标的在台湾地方法院尚未终审结案前另行向人民法院起诉,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必须具备的条件,人民法院应予立案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案例1属此情形。(2)对原告就同一诉讼标的在台湾地方法院已终审结案后另行向人民法院起诉,因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不予受理。案例2属此情形。
  (二)对抗诉讼
  案例3,李XX诉孙XX离婚案。原告李XX为大陆居民,被告孙XX为台湾居民。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李XX诉孙XX离婚案时,因被告在原告起诉之前已向台湾有关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原告于是向该院申请撤回起诉。该院认为,原告的撤诉申请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有关法律规定,裁定准许撤回起诉。
  案例4,林XX诉被告蔡XX离婚案。原告林XX为大陆居民,被告蔡XX为台湾居民。原告林XX向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后,被告蔡XX也向台湾某法院起诉。东山县法院以台湾法院受理案件的时间迟于该院,并参照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条的规定,对该案行使管辖权。两地法院审理后,分别作出判决。台湾的法院先于东山县法院作出判决,判决林XX必须履行与蔡XX的夫妻义务;东山县法院判决不准离婚。一年后,林XX再次向东山县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以原、被告双方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一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为由,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判决后,双方均没有上诉。
  案例5,黄XX诉徐XX离婚案。原告黄XX为大陆居民,被告徐XX为台湾居民。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依照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黄XX诉徐XX离婚一案,被告徐XX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原告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由请求与被告离婚。被告未作答辩。原告向法院提交并经确认的证据包括被告2003年1月向台湾彰化地方法院提出的起诉离婚的民事诉状和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通知书的复印件各一份。该院依法判决原告黄XX与被告徐XX离婚。
  与重复诉讼相比较,当前两岸对抗诉讼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岸的对抗诉讼多数是离婚诉讼。在台湾地区提起的诉讼中,原告都是台湾居民,被告都是大陆居民,而在祖国大陆提起的诉讼中,原、被告的诉讼地位则发生逆转。
  第二,就两岸的离婚对抗诉讼而言,被告在祖国大陆起诉主要是基于往来台湾地区不方便和在台湾地区进行诉讼成本过高的考虑。
  第三,针对对抗诉讼,不同法院所持的态度是不一样,大致可区分为三种情况:(1)完全不理会台湾地区法院是否已就同一案件行使管辖权,对对抗诉讼不加任何限制,但是把一方当事人在台湾地区起诉的事实当作证据。案例5属此种情形。(2)依法确定案件管辖权,把是否撤回对抗诉讼的决定权交给当事人。案例3属此种情形。(3)以案件受理时间的先后确定管辖,也即依“先受理法院管辖原则”解决管辖权冲突。案例4属此种情形。
  (三)对平行诉讼采取不同做法的原因分析
  现阶段,不同人民法院针对两岸平行诉讼之所以采行不同做法,与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涉台民事案件适用程序法问题的看法不同有极大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按审理国内民事案件的程序审理涉台民事案件,确定答辩、上诉、公告送达等期限以及案件的管辖等问题。理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台案件是特殊的国内案件,虽然台湾地区实行独立的司法体制,但是将涉台案件视为具有涉外因素,在审理中完全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不妥。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涉港澳台当事人公告送达期限和答辩、上诉期限的请示》(沪高法[2000]485号)。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的规定,其依据是,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如何确定涉港澳台当事人公告送达期限和答辩、上诉期限的请示的复函》等,均明确涉港澳台案件参照涉外案件处理的原则。理由是: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在民商事领域实行不同的法律制度,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书目前尚无法采用与内地当事人完全相同的方式对港澳台当事人送达。为了充分保护境外当事人在内地参加民商事诉讼时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对于涉及港澳台当事人的民商事诉讼,在法律适用和诉讼程序上均参照涉外民商事诉讼的规定处理。应当指出,尽管主张审理涉台民事案件应当参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观点提出了司法政策方面的依据,但是这些依据所支持的只是对涉台民事案件的集中管辖、审理期限、答辩、上诉、公告送达期限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的规定执行,至于审理涉台民事案件的其他程序问题(如管辖问题)是否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规定,仍然是不明确的。显然,在管辖问题上,如果按照审理国内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审理涉台民事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3条以及第111条第1款第5项的规定,对两岸平行诉讼应当持否定的态度,如案例2的做法。而如果参照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审理涉台民事案件,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6条以及第15条的规定,对两岸平行诉讼不加任何限制,如案例1、案例5的做法。
  综上,不难看出,立法或司法解释对审理涉台民事案件适用程序法问题的规定不明确,是导致实践中不同法院对待两岸平行诉讼的态度不一致、做法不协调的根本原因。
  三、两岸民事司法中平行诉讼的解决方法
  两岸平行诉讼加重了当事人的负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导致两岸不同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的矛盾与冲突,使民事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同时,也为某些当事人规避法律、“挑选法院”提供了便利。目前,祖国大陆不同法院对涉及两岸的平行诉讼所持的不同态度和采取的不同做法,不仅无法使当事人形成正确的预期,而且也不利于在涉台民事司法中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相统一。为有利于维护两岸人民的正当权益,促进两岸交往的发展,笔者结合复合法域国家处理不同法域之间平行诉讼问题的通行做法和人民法院涉台民事司法实践业已形成的一些值得肯定的做法,提出解决两岸平行诉讼问题的建议,这些建议可通过立法或者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加以实现。
  (一)确立不方便法院原则
  不方便法院原则是预防两岸平行诉讼的一项重要司法政策。在涉台民事司法中确立不方便法院原则,从两岸关系的现状出发,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进行审判,符合《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两便”原则。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人民法院对某个涉台民事案件具有管辖权,但是,如果人民法院认为由它对案件行使管辖权非常不方便或不公平,而由台湾地区的法院审理该案件更为方便时,人民法院可以拒绝行使管辖权。这种案件如原、被告都是台湾地区法人,被告在祖国大陆有代表机构,双方因在台湾地区订立的买卖合同发生纠纷,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原、被告都是台湾居民的离婚案件,等等。应当指出,如果原告是大陆居民,其在台湾地区提起诉讼不方便并且其诉讼权利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就不应当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
  (二)建立适应两岸关系现状的待决诉讼制度
  从司法政策上看,最高人民法院现阶段对两岸之间的平行诉讼采取既允许又限制的做法。这一政策集中体现在1998年5月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的有关条款上面。其中,允许平行诉讼的一面表现在:(1)案件虽经台湾地区有关法院判决,但当事人未申请认可,而是就同一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予受理;(2)对人民法院不予认可的民事判决,申请人不得再提出申请,但可以就同一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限制平行诉讼的一面表现在:(1)人民法院受理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申请后,对当事人就同一案件事实起诉的,不予受理;(2)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前,一方当事人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就同一案件事实作出的判决的,应当中止诉讼,对申请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认可条件的申请,予以认可,并终结诉讼;对不符合认可条件的,则恢复诉讼。笔者认为,由于当前台湾当局不允许大陆居民以民事诉讼为由进入台湾地区,大陆居民在台湾地区行使诉权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因此,现阶段有条件地允许平行诉讼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最高法院上述司法解释的调整对象是审结后的平行诉讼,对于受理后审结前悬而未决的平行诉讼(也即待决诉讼)则未涉及,这就影响了人民法院根据该规定确立的原则处理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两岸平行诉讼问题。据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进一步明确受理后审结前的待决诉讼的处理问题。具体解决思路是:在台湾地区法院对相同当事人之间就同一诉讼标的提起的诉讼正在进行审理的情况下,如果人民法院受理在先,或者人民法院不行使管辖权,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的,人民法院应当对同一诉讼行使管辖权。
  (三)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
  协议管辖是当事人以意思自治的方式选择法院管辖在他们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协议管辖具有排他性,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也就排斥了与案件有关的其他法域的法院的管辖权,从而解决了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在两岸关系现状下,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大陆居民在台湾地区的诉权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允许协议管辖有利于保护两岸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使当事人可以根据案件所涉及的各方面的情况选择他们认为最合理、最方便的法院解决他们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涉台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后以书面协议选择人民法院或者台湾地区法院管辖在他们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但是,对当事人的这种协议管辖应作以下限制:(1)民事纠纷限于合同或财产权益方面的纠纷;(2)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管辖不得违反专属管辖的规定;(3)通过协议选择的法院应与纠纷有实际的联系。“与纠纷有实际联系”应当综合考察当事人营业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等诸多因素。
  (四)对裁量管辖进行必要的限制
  对双方当事人都是台湾居民、法律关系发生在台湾地区的案件,人民法院能否行使管辖权,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在涉台民事司法实践中,对双方当事人均为台湾居民、法律关系发生在台湾的案件,在案件情况与祖国大陆有适当的联系且行使管辖权较为合理时,人民法院可以行使管辖权。对此类案件,如果依“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作为连结点行使管辖权,该“可供扣押财产”必须是被告自己的财产,而不能是被告的子公司或其担保人的财产。如果对与祖国大陆没有最基本联系的案件行使“长臂管辖”,判决结果若需要在台湾地区执行,则很可能被拒绝。因此,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赋予法官确定管辖权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应对这种裁量管辖进行必要的限制。
  参考文献:
  徐卉:《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王玧:《我国涉外民商事诉讼的法律适用和诉讼程序》。
  载万鄂湘主编:《中国司法评论》2002年秋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王建源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办公室主任。本文为2009年7月在福州召开的“海峡两岸司法实务研讨会”入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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